文字被公认是文明起源的三大标志之一。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人员5月为当地杂志撰文，讲述“汉字可追溯的最早源头甲骨文”的故事。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该所带走了约2万5千片甲骨，其中包括现被台湾学者视作“国宝”的鹿头骨刻辞（编号《甲》3940。它记载了殷王征讨夷方后，回程在蒿地田猎，获得猎物祭祀文武丁的事情）。

　　中国国家图书馆内的国家典籍博物馆，也正在做“甲骨文记忆展”。记忆展陈列了从3万多件甲骨藏品中挑选出来的65件珍品。这些3000多年前的文字实物，被称作：中国已知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成系统”这个定语，意味着它与主要依靠1949年以前取得考古资料进行研究的台湾学者有了不同的认知。

　　凤凰网了解到，近三四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考古学者辛勤工作，相继取得的古文字新发现已颠覆对汉字起源的原有认识。新近确认的最早汉字，已接近史籍和传说中“仓颉造字”的时代。

　　“文”字的演变：从左至右依次是甲骨、金文、篆书、隶书、楷书。

　　“打哑谜”的王族古墓

　　2015年10月，第三届中国公共考古论坛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讲述了2012年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发现一尊最大的红山文化史前陶塑人像的奇特经过。

　　2012年5月，该所内蒙古工作队与敖汉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对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进行调查测绘时，发现了一片怪异的陶片。这不是普通的陶片，更像是筒形器的残件，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特别注意。

　　经过对此区域的发掘，一座长、宽均约3米的房屋基址被发现，最终发掘出土和在附近一贫困农户家里找到的陶片残件，一共有65块。这些陶片被拼接到一起后，一尊通高55厘米的红山文化陶塑整身、盘坐、口呼状人像显露了出来。

　　此尊人像写实，头戴平顶冠，深眼窝，大眼睛直视前方，眼球外鼓，鼻梁高而直，双鼻孔通透，方圆脸，锁骨突出。整体为坐像，身体前倾，头部脸部神态逼真。它也是首次发现的红山文化陶塑人像。

　　考古人员还对人像原型进行了电脑复原。考证认为，这尊人像距今约5300年，应属红山文化晚期的巫者或王者。戴冠、盘髻、佩帽等显示身份地位的服饰，证明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形成了等级化的社会分层。刘国祥称其为“五千年王者归来”。

　　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历经1500年之久。此前，它的晚期究竟有没有进入文明社会，何时进入了文明社会，有什么具体特征，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在此之前，2002—2003年，邻近的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大规模发掘，发现了红山文化四号大型石棺墓。

　　此墓圹穴长3.9米、宽3.1米、深4.68米，并有砌筑精致的石棺，内随葬品8件，其中玉器有6件，分别为玉环3件，凤、人、斜口筒形玉器各1件，还有绿松石坠饰。随葬玉人、凤和斜口筒形玉器代表着极为尊崇的规格，墓主人是牛河梁遗址已发现墓葬中社会地位最显赫的人物，也是红山文化已知规格最高的大型墓。

　　刘国祥认为，该墓葬的发现，是探索红山文化晚期“独尊一人式王权”确立的重要例证。“被埋在石棺墓内的少数死者并非普通社会成员，生前应是掌管祭祀活动的祭司，同时也是掌管社会政权的统治阶层，死后成为被祭祀的对象。”

　　加上陶塑人像等作为重要考古实证，刘国祥指红山文化晚期以建筑和玉雕为代表的高等级技术能力已出现；等级制度确立，玉礼制系统形成，特权阶层出现；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腾崇拜最具代表性。“社会管理体系是神权和王权的统一，已正式进入文明社会。”

　　考古学探索逝去了的社会历史，跟刑侦学类似，需要将不会自己开口说话的一系列物证发掘和分析出来，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证据链，然后就研究对象或问题给出一个定性的结论。文字正是“考古侦探”最常用到的考古证据之一。

　　考古学者希望能在红山文化的遗迹中找到文字，籍此破解更多的秘密。但目前，这里仍是“无字天书”。

　　在中华文明史上赫赫有名的“前中国时代玉帛大国”——良渚文化遗址群，也面临这样的困惑。

　　36，000平方公里环太湖流域中，良渚文化的遗址分布星罗棋布。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和周围的遗址群为约5300～4000年前文化的核心。良渚古城系统的建造，使用了840万方土石方，其堆筑营建需要1万人工作20年。考古工作者发现，古城除了规模巨大、格局独特（是多城圈的凝聚式围合），周围未有农田却有囤积粮食的粮仓，显示这里的人不通过农业劳动即可以衣食无忧，处在“金字塔”的顶端。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居中有莫角山宫殿区。宫殿西北角的反山墓地，被视为良渚文化的王陵。

　　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公开研究成果称，2006—2007年发掘的反山第12号墓主，是“五千年前的良渚古国的王”。人工堆筑而成的反山，类似金字塔，经过四五千年的岁月侵蚀，仍有残存高度40米，长宽均约160米，系贵族墓地。第12号墓位于反山中央，是迄今发现的良渚时期墓葬之巅峰，其出土玉器，仅单件就达到647件（不包括玉粒和玉片），学术界公认良渚文化最硕大的琮王、钺王，均出于此墓中。玉器上，还刻有众多微刻的神人兽面象征；其微刻技术，也展示了良渚玉器中高端的绝技，反映王者“惟我独尊”的身份。

　　考古学家根据各种线索，综合推定反山墓地是王墓，12号墓是“王中王”。但即便如此，由于没有找到文字记载，他们是谁，墓主人叫什么，依然是谜。

　　找到文字便真相大白的例子，可由10多年前陕西考古学者对西周和春秋时小国芮国的偶然发现得以观察。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把卿士姬良夫封在芮邑，位置一说在山西省芮城县，另有说法在陕西省大荔县。周成王在位时正式建立芮国，国君称为芮伯，曾在周王室担任司徒的职务。春秋时期，秦穆公灭亡了芮国。

　　2004年夏秋，陕西省韩城市黄河西岸的梁带村，来了一些盗墓贼。他们深夜在玉米地里放炮炸取通道，将村民吵醒。文物局派人蹲守，贼却越来越多。2005年4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专家前往勘查发掘，发现盗墓者试图用150公斤炸药炸出大洞的麦田下，竟有一座车马坑。

　　车马坑是贵族墓葬的陪葬。经先后四次勘探，这里共发现墓葬1300座，车马坑64座。此后6年，这里出土青铜器、乐器、玉器、金器等稀世文物2000多组、上万件，数量多、保存好、等级高，有国内最早的乐器青铜錞于、最早的宫廷乐器漆木“建鼓”、首次发现的青铜兵器三角形两面刃銎戈，比秦始皇兵马俑早500多年的木俑……是“自发现兵马俑以来30年陕西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也是我国春秋早期保存最完整的高等级贵族墓地。

　　诸多稀世珍宝一一出土，这里究竟是个什么消失的古国所在？在27号墓南侧16件青铜器中，考古学者于4件炊器鬲的沿面上发现了铸造的“内（芮）公”等字样。在其它墓中，还有“芮太子作铸鬲，子子孙孙永宝用享”、“芮公作为旅簋”等标注“芮”字铭文的青铜器。它们成为墓主身份和墓地国别最有力的证据。

　　有文字襄助，韩城最终被毫无争议地确定为春秋时芮国所在地，梁带村亦被确定为芮国墓地。

　　接力了一百多年的研究

　　前往国家图书馆参观甲骨文记忆展，你会发现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居然曾有一位来自加拿大的传教士参与其中，他的想法是通过了解古代中华文化来传播基督教。

　　在甲骨文出土之前，人们对于商朝所有的了解皆来自司马迁《史记》的《殷本纪》，史家没有相关资料可以对比，商朝史实长期处于迷雾中。甲骨文可说是商朝的一手资料，为商朝的史事和司马迁的记载提供了强力佐证。

　　1899年，时任国子监祭酒的学者王懿荣发现一味叫“龙骨”的药材上，有类似文字的刻划。经反复推敲，他确定上面的文字刻自商代。也有学者将甲骨文的辨识归功于《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称他以好眼力断定甲骨上的文字为“殷人刀笔文字”，可说是将甲骨文确定为殷商的第一个文字表述。

　　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团队在河南安阳小屯村进行了15次系统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这是全球考古界的重大发现，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

　　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艰辛努力加以释读，地下出土文物与古代历史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终于证明了殷墟确实属于商代晚期都城，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关于有商一代历史的基本可信。中国信史（指可信的历史）因此被上推至商朝。

　　从清末到现在，一个多世纪过去了，研究甲骨的学者前仆后继。对甲骨的考古发掘一直在进行；上世纪初一部分外国在华人士热衷购藏甲骨，使殷墟甲骨很快地流散于欧美和日本，甲骨学从而也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迄今共出土了13万余片甲骨；关于甲骨的论著超过万种，作者队伍达3800余人。这场规模浩大的甲骨文探索之旅，至今仍在进行当中。

　　商代的统治者非常相信上天的旨意，凡事均要进行占卜，并将所问之事契刻于甲骨上。甲骨文就是商朝后期（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所记载的内容，不仅有农业、田猎、生育，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还有天文、历法、医药等。这展现了商朝社会发展的历史面貌。

　　除了契刻，甲骨文还有及少量的书迹，是商朝人直接用毛笔写下的文字，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早的书法。其中一块现存台湾的带硃书龟甲卜辞（《乙》0778），上面写“贞翌丙，亡其从雨”，是关于下雨的占卜，卜问隔天会不会有顺雨。

带硃书龟甲卜辞（《乙》0778），是商朝人的毛笔书法，现藏台湾。

　　国家典籍博物馆指甲骨文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汉字的成熟形态——甲骨文的出现比两河流域的钉头字晚了2000年，但却是三大古典文字中唯一流传并使用至今的文字。汉字“从甲骨文开始，发展至今已有三千多年，形体不断简化，伴随着中华历史的演进先后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的字形变化，成为了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字”，“字体的演变从未停息”。在大陆地区通常使用的是规范的简体汉字，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通行的是繁体字。“千年积淀，孕育出了灿烂多彩的汉字文化，与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文字交融影响，并远播至日本、朝鲜等地区，形成包含30多种文字的汉字文化圈。”

　　在已发现的4000多个甲骨文单字中，目前约有1500个字已为学术界识读，另有大约500个字经学者做过考释，但识读结果尚未取得共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文物馆主任李宗焜认为，识读困难的原因是占比达3/4或者2/3的汉字已被弃用了，弃用的字多为人名或地名。

　　从已识别的甲骨文来看，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文字和我们现今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从构字方法来看基本一致。

　　比甲骨文更早七八百年的汉字

　　文字是文明最重要的载体，正是因为有了文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才得以一代代流传。由于甲骨文的发现，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往前推了一千多年。而近三四十年来一些新的发掘，考古专家又找到了更早的汉字，从而佐证考据出中华大地上更古老的文明。

　　2015年12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出席了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举行的山西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出版及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认可陶寺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两个汉字。

　　陶寺遗址迄今已不间断发掘了近40年。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评价它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考古的里程碑式发现”。它将古代中国国家形成的时代推到了比史籍中夏代更早的时期。

　　陶寺遗址位于晋南襄汾县城东北7公里的陶寺镇。上世纪五十年代，它作为一处龙山文化时代的大型遗址被勘测到。1978—1985年，为了寻找“历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遗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临汾行政公署文化局合作，对这一跟文献“夏墟”有联系的遗址进行了发掘。

　　1999—2001年，陶寺中期城址被发掘出土。城址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1500米，总面积280万平方米，方向225°。2002年开始，陶寺遗址研究被纳入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在发掘过程中，与城址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相继被发现。有多位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

　　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陶寺遗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前1900年。同类遗址在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它对复原中国古代阶级、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陶寺古观象台的发现和利用出土的“圭表”测量日影成功，印证了史籍的记载。据考古专家和天文学家的初步结论，该观象台形成于公元前2100年的原始社会末期，比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公元前1680年）还要早四五百年。

　　这个盛极一时的王国，却也难逃灭顶之灾。考古发掘显示，陶寺晚期时，宫城遭到摧毁，宫殿台基被平毁，宫城内核心建筑被垃圾沟破坏，埋入死猪、死狗、被污辱的女性尸体等进行亵渎。祭日的观象台和祭地的社坛均遭到破坏，观象台第三层台基夯土台作为举行迎日仪式的处所，被挖成圆坑注入水，以水克日火，而且还埋入战死者的尸体，以压胜巫术的方法亵渎天坛。所有贵族墓葬被大规模有组织地捣毁，挫骨扬尸。

　　多位学者推断：是比陶寺稍后崛起的、生活在黄河对岸的陕西省神木县石峁古城内的人类族群，攻入陶寺古城，消灭了其居民和贵族。

　　在陶寺，还有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就是找到了文字。今年71岁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李健民是发现亲历者，他向凤凰网讲述了出土文字的经过。

　　李健民说，1984年春，那时的他还是个小伙子，在陶寺遗址Ⅲ区的一个灰坑（即垃圾坑——作者注）看到有技工清理出来的大块陶片。他随手拿起来，发现几块陶片表面有鲜红的“道道”，也就是后来被确认为用软笔书写的两个文字。

　　“当时如果没有负责任地检查一下，收工时女工拿回去按常规办法清洗干净，就完了，上面文字可能就被刷掉了。”李健民认为，这俩文字的发现有偶然的成分。

　　但是，从陶寺的地下找到了文字的“大新闻”，此后许多年并不为人知。1992年第6期《考古》杂志刊登了该编辑部的《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虽其中的郑光研究员发言提到陶寺遗址出土了“文字”，但读者不知其详。直到2001年，李健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上发表《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人们才开始得知“文字”是朱书，用“似为毛笔类工具”写在灰坑中的一件残破的扁壶上。这件扁壶“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泥质灰陶……朱书‘文’字偏于扁壶鼓凸面一侧，有笔锋……另在扁平的一面尚有二个朱书符号，不识。又沿扁壶残器断茬边缘涂朱一周，当为扁壶残破后所描绘”。

发现最古老文字的山西陶寺扁壶。国家文物局供图

　　这个在陶寺古城被破坏一百多年以后的没落期（晚期）出现的朱书扁壶，立即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与讨论，这也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汉字。甲骨文专家罗琨将其释读为“昜文”，即“明文”，与尧有关；考古专家冯时则认为是“文命”，同夏禹有关；后又释为“文邑”，同夏启有关。现任中科院考古所山西考古队队长的何驽的研究是：此两字为“文尧”。“文”是尧的尊号。

　　2006年，何驽主持下的陶寺遗址发掘工作，再次在其晚期地层发掘出一块有朱砂字迹的扁壶残片。何驽称那是“尧”字的下半部“人”字。“尽管比较残缺，但仍能看出大概。”

　　何驽认为，“尧”名字的得来，也与这座城有关。“扁壶朱书释为‘文尧’二字，引申为‘在黄土高原上用夯土板块建筑的大城’即为‘尧’，用以命名营建这座大城的杰出领袖即为‘尧’。陶寺城址是黄土高原上已知唯一用夯土板块建造的都邑性大城。‘文尧’二字，可作为陶寺城址为尧都的文字证明。”

　　何弩说，如果陶寺晚期朱书扁壶的使用者确系“文尧”的后人，那么他无疑处在赤贫的行列。“他受到了文化知识水平、经济实力、社会等级诸多方面的限制，方采用了极为普通的陶扁壶的残片，用了‘文尧’两个核心字，用‘句意字’的模式，做了一个追颂唐尧的史诗歌唱脚本，废弃后扔进了普通的垃圾坑。”

　　何驽的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不少专家的支持。2016年1月他接受凤凰网采访时，称认可辨识为“文尧”的，已包括罗琨、冯时、王辉、葛英会等大家。不过，也有专家并不认同。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前所长、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就表示，他本人不同意第二个字是“尧”的解读。“扁壶上的一个‘文’字，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另一个字到底是什么，还有争议。”

　　83岁的李学勤对凤凰网说：“不过，这证明了4000多年前我们已经有了文字。”他表示，朱书“文□”的写法也已很娴熟，可以肯定一个事实：中国文字起源比陶寺遗址时期还要更早一点。

　　陶寺遗址被证明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王国都城，或许就是尧都。这比历史教科书上的华夏文明从夏王朝开始，提前了300年。

　　至此，朱书“文□”获公认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如果尚无定论的“夏朝”确实存在的话，它们是在夏朝的早期。其年代为距今4000年左右，比甲骨文要早七八百年。

　　这个时代，已经和著名的“仓颉造字”时代较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