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碧至今也说不清她笔下那个单纯乐观、资质平平，不断努力、成功渺茫却依然梦想的小猪“麦兜”走红的原因，可能是这只迷糊又憨憨的猪仔和很多香港人都很相似，也可能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部分的麦兜。在她看来，如果像麦兜那样单纯善良地去做自己，又或者，不够靓、不够快又不够醒目，可总是傻傻地坚持，傻傻地快乐，又未尝不可呢？

　　得最低分的美术生

　　很多人提到麦兜，会说它是香港草根，其实我自己也是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也很像麦兜，因为它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它家里的每一样东西我几乎都有，它家的家具都是在IKEA（宜家）买的，我自己也是在IKEA买家具。它吃的东西，它妈妈穿的衣服啊，都是我平常看到的。你看它妈妈去买菜，会扎一条围裙，或者穿运动裤，因为香港的妇女都是这样的，草根是，有钱的也是。

　　

 

　　我小时候成长环境挺顺利的，家境算小康，当然可能也是那时父母没有让我们知道家里的匮乏，他们爱我们，不让我们担心。小时候住铜锣湾，上学在山顶，星期天全家去公园。我们那个时代铜锣湾有很多日本人开的店，那时我只要有一点零用钱就会去商场买东西，像Hello Kitty啊、十三点美女啊、文具啊、手帕等等，常常会为一个好看的包装而把整个东西买下来。妈妈是老师，生完我之后，一直全职在家照顾我们姐弟三人。妈妈照顾得很好，让我们很有安全感，有很大的空间，不像现在的孩子有很多的功课要做，要去学跳舞学唱歌。我们三个孩子在家，可以自己找到很多乐趣。我妈妈煮的东西很好吃，但是她本身是一个没什么胃口的人。我直到现在才明白一个没有胃口的人要做出那么好吃的东西，如果不是因为爱，根本做不到。

　　我是家里的老二，所谓“受忽视的第二个”，有哥哥有妹妹，这也是好事，可以有很多时间发呆。最喜欢的事就是发呆，发呆之外的时间就是玩，玩完之后继续发呆。小时候跟哥哥比较近，玩男孩子的东西，下棋、斗剑，而我妹妹则在一边玩扮家家酒，我就吃了妹妹的家家酒接着跟哥哥打，我是中间的嘛，哥哥不理妹妹，我要两边兼顾。所以我小时候性格是比较古灵精怪的。我读的是天主教修女学校，我妈妈有时候去学校见老师，老师对她说我在学校里很乖很斯文，不太说话，她回来就笑我，因为她知道我是调皮搞笑的。

　　我从小喜欢画画也是因为受哥哥的影响，他大我两年，现在也做设计这一行。那时候家里到处是纸呀笔呀，我们都是用图像来沟通的。比如拜托妈妈去超市带一些东西回来，就把需要的东西画出来。接电话聊天的时候，也会下意识地一边听电话一边信手涂鸦在纸上画。哥哥的教科书上画满了公仔，都是《中华英雄》《龙虎门》这些，到处是剑，到处是血，那时候香港漫画流行血腥暴力的那种。然后他的书会留给我用，暑假他就负责把教科书擦干净。轮到我在书上画了，就变成另外一种风格，画少女漫画，小姐啊丫环啊，每一个都有长长的滴水耳环，穿漂亮的衣服。我妹妹差我三年，她有新的教科书，我就不用擦了。

　　其实高中毕业时我的美术是最低分，E，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他们不明白我。考试是画人物的，一群孩子围着模特画，我看到手那么复杂，就去看她背后，背后没什么好画的，最后得了个E，可能因为我画的是背部，所以分数不高。我觉得他们不了解我，我明明画得非常像的（笑）。我这么喜欢画画却得了个最低分，于是我一定要考设计学院，最后考上了。大学时我得到一个名额，去英国见了数十个插画家，这些人生活实在太好了，有自己的画室，有经纪人，不需要见客就有钱拿，从那时起我就决心要成为一个插图画家。

　　大学时我做过暑期工，出过两本书，反映不是很好。那时比较兴ET，外太空的故事不太适合我，我又不擅长编故事，很闷，而学设计的大学生嘛，画教科书的机会很多，可我又没有多大兴趣。所以碰到谢立文是我好运气，如果没有碰到他，我现在可能会是一个租着一间屋教小朋友画画的老师，可能是另外一种人生。对我来说，我是很需要这样一个经纪人来经营我的事业的。

　　麦兜像是我和谢立文两个人的Baby，不过这些年都是我在接受媒体采访，谢立文却很少露面，其实谢立文很会说，他说的东西更深刻，可他觉得访问好麻烦。可能大部分的创作人都是这样，不太愿意讨论和介绍自己的工作。我其实也蛮怕的，但他不说，难道两个人都不去说吗？可我是个非常害羞的人，这几天对我来说压力很大，尤其是有时候面对一堆记者，特别紧张。我想有一部分的我是永远长不大的，是不很成熟的。我永远都不会学复杂的东西，像个大人一样大大方方地去做一些东西，可能到了80岁我还是这个样子。可有些事情必须去做，没有其他办法，我是基督徒，我就告诉天父：让我顺利过去吧。

　　我有时候也会为这样的性格吃点小小的苦头，就好像在电影和书里麦兜吃的苦头，但很快就忘记了。还好有太多的好人在我身边爱护我，很少恶意。我在生活上有很多困难，笨笨的，记性也不好，现在在香港坐地铁，还是常常乘反了车去错了地方。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这样子，会不停地打电话问我在哪里。一边想东西一边走路就会这样啦。我在外国和香港都考了车本，但是不敢开，因为总是爱出神，太危险了。

　　“我就像那个唱歌的人”

　　我第一次看到谢立文的时候，他很瘦，对女生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所以刚开始没有任何感觉。那是我被同学推荐给一个出版公司画画，刚好这是谢立文和朋友一起开的独立出版公司，被他选中了，后来还成了同事、成了夫妻。谢立文大我两岁，他对人很温柔，愿意去帮人，看很多书，是个很有思想的人。我不擅辞令，有一天我突然问他，喂，你可不可以做我经纪人啊？他说好啊，便开始帮我卖画，寄给一些出版社。那时候他是比较抛头露面的，我们就变成了朋友。

　　我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在香港艺术中心当平面设计师，因为艺术中心每个人都是艺术家，那里就有员工自己的作品展览，我展出的作品是一些平常画的画，以及毕业前在学校里画的那些。后来有个《明报周刊》杂志的记者看到了我的作品，推荐给了他的老板，觉得有可能找我来合作。我就和谢立文一起去见那个杂志的老板，他说你们可以供稿，好啊，但是如果画白雪公主这样的，孩子们已经听得太多了，如果是新的故事，可能又有问题，我不太会写故事。但是谢立文很会写，于是1992年我们就开始在《明报周刊》每期夹带的专门给小朋友看的《小明周》上合作画漫画。

　　漫画最初的主角不是麦兜，而是麦兜的表弟麦唛。但故事里总是需要配角的，于是“春田花花幼儿园”诞生了，里面有很多小朋友，其中一人叫麦兜，它后来变成了主角。其实那时候我都没有见过猪，在城市长大，只在电影或杂志上看到过，看他肥肥的样子很可爱。

　　早期我们合作的故事都是给小孩子看的，语言方面比较简单，关心的话题也简单，之后关心的东西就比较复杂了，有一些社会的话题、香港环境的变化，那是出版社给我们定的方向。但是对我们来说，创作的空间反而更大了，我们越来越觉得可试着写写大众都能接受的东西。

　　在《小明周》上画了一年多后，杂志那边就告诉我们看我们故事的不只是小孩，还有他们的父母，成年人也很喜欢麦兜，很快在我们就转到《明报周刊》上去画了，之后《麦兜的故事》的电影剧本就出来了。现在我们做动画电影也是在尝试，麦兜的故事一部接一部，《麦兜，菠萝油王子》已经在看大家接受的底线在哪里，《麦兜响当当》也是另外一种尝试，每次都是想有新的突破，想看观众的底线在哪里。

　　故事都是谢立文一个人写，他写故事很快，躲在一个地方，一星期就能完工。我负责画，酝酿的时间会比较久，走来走去弄很久，但可能十来分钟我就画好了。我们一直这样合作，那是不是就代表他是主脑，我只是实现他想法的工具呢？又未必，就好像做唱片，他是制作人，写故事，负责怎么卖，我呢就负责怎么唱，唱歌的人也很重要，要投放感情。

　　创作的过程通常都是快乐的，我的专业训练就是要解决问题，满足文字作品想要的东西。但是麦太穿什么衣服、麦兜吃什么饼干，这样的小细节我可以把我自己放进去。在创作上我们俩很少争论，我想除非是大善大恶、大是大非的事情，有什么是需要争论的呢。我们很少用先生和太太的身份，多数时候都是工作的身份，当然因为合作多了，我们会比较默契，不过对于谢立文，到现在我也不一定明白他在想什么。有时候我跟同事说其实我也不明白他，他们都很惊奇，“我都以为你最明白他的”。我也曾经犯过错，比如我们生活的背景很不一样，我们的想法也不一样，他曾经给我一个故事，说麦兜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不见了，它很担心，到处找，在沙发里找，在学校里找。然后我画出来的都是它跟妈妈找，跟朋友一起找。画好我拿给谢立文看，他说全部都错错错，麦兜应该是很孤独地面对寻找的过程，要我重新画一遍。对女孩来说，当你孤单的时候，可能最需要朋友和亲人的陪伴，可对男孩来说，他要自己面对。之后我才知道那个故事是他悼念一个很好的朋友，那个时候他二十六七岁，他那个朋友是80多岁的老人家，朋友去世了，谢立文心里很痛苦，他要面对他的难过。

　　我通常是第一个看他文字的人，基本上是按照我的理解来画的。对他来说可能希望有这样一个人先了解他，甚至能想到一些他没有写出来的、被他忽略的东西。之后等我画出来他再看有什么是真的不可以，跟他的原本文字有没有太大的出入。当我画完可能是三周之后了，他其实已经有点忘了自己当初写了些什么，所以有一个新的理解看这个创作，可能还有改动、有不同的ending，到最后出街时这个故事一定跟之前他给我的文字很不同。很多我当时看到的故事是在哭的，很伤心地画完后来发现原来是个大笑话，大部分时间很开心地画，画完之后发现原来是很悲惨的故事。这个说起来也很好笑。

　　其实这个过程是我理解他的内心的过程，同时也是他理解我的过程。他写文字的时候肯定也在调整，我想在他的脑海里肯定应该有麦兜在走来走去地画面，就像我在画画时的那个状态一样。

　　麦兜有自己的生命力

　　《麦兜的故事》获得了第41届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奖，但是我们真的不算是做生意的人才，就算是做生意的，都好像是艺术家，所以原本应该是乘胜追击在台湾弄一些衍生产品过去，可我们一点也没做。在内地还出版过麦兜一系列的书，韩国、法国、日本也都有一些产品，唯独在台湾没做什么。奖项对我们来说都没有特别大的改变。

　　当时只是想在杂志上连载画画漫画，可是麦兜就这样渐渐地知名度高了。麦兜有自己的生命力，用最大的努力让它生出来，它可以自己长大，它有自己的吸引力。它在《小明周》几个月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来说“我是做毛公仔的，可以跟你们谈谈合作吗？”

　　我喜欢画画，我最理想的生活是有一个人给我开单，我拿钱就可以了。可是不知道会玩得这么大，对我对谢立文来说都没想到。他是个比我精明很多的人，他做其他什么的都会有他一套很精明的方法，对我来说，我非常幸运遇到他。麦兜是一个很特别的小猪，很蠢的，但是它也有很多机会。就像有好多聪明的人会打电话给我们，那些大明星，他们打电话来说要给麦兜电影配音。还有像黄秋生，我连跟他说话的胆都没有，谢立文曾经在书店遇到黄秋生，黄秋生像一个小读者那样向他问好，现在还是彼此很尊重。黄秋生很喜欢给电影里校长这个角色配音，电影的宣传他也去，他非常喜欢做这件事情。有一次他到我们公司开会，我给他蛋挞吃，他问我说有没有喝的，这是我跟他说的唯一一句话。我真的就像是一个麦兜站在他面前，而他是校长。

　　这次新电影《麦兜当当伴我心》的故事里面有坏人，小混混，我画出来的没有什么攻击力，就请来漫画人杨学德来帮忙。之前我也创作过一个角色叫“屎捞人”，那是麦兜拉的便便，我设计了它的造型，是向我非常喜欢的漫画大师Raymond Briggs的《Snowman》致敬的，这两个名字还是谐音。可有些读者觉得我画得不够dark，所以突破我自己应该没可能。我想过在设计上改变我自己，但是可能改变之后回不来了，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的，你要放弃一些东西你才能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现在就顺其自然。

　　在工作室之外，在我家里是没有麦兜的形象的，当一个作品经历很多的步骤变成产品以后，就跟原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也不一定是这个原因，回到家我有太多大师的东西在我身边，他们的书、他们的公仔，我放麦兜在那里会滴汗的。

　　对麦兜来说,我觉得很多时候它都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创作的都是傻傻的人，任性地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在香港有人说喜欢对我来说就已经是最快乐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各个地方这么多的人会喜欢它。有一些北京、上海的大学生给我发电邮，我的电话有时候也不知为什么会响，电话里的人说我们是北京的，其他的话我就听不明白了，我的普通话不是特别好。所以到到现在我还有这种感觉，觉得很不可思议，麦兜能带给普通人很有力量的东西。

　　每一个麦兜的故事都不太一样。麦兜可能不太有在这个这么聪明的世界上生存的性格，可是它也生存得很好，而且这个傻傻的小猪，还能传递给别人一些自己的价值观。麦兜是不是一个loser呢？我觉得他的性格没有这么浅，《麦兜响当当》里校长有一句评语：麦兜它不是低能，它只是善良，大部分人推崇做事要快、要醒、要争、要抢，其实麦兜提供给我们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现在这个社会让年轻人很焦虑，我也在想我要是现在的年轻人，我会怎么办？我应该会有很多不能接受的东西，所以我很怕人家叫我去学校跟年轻人分享，这个世界有太多问题了，我也不能替你们解决，好抱歉。我只有感谢上天给我之前那样一个幸福单纯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可是如果你看见像我这样一个蠢蠢的人，也一样可以活得很好，你之后也可以这样，那就好了。

　　我表面上说起来是个简单的人，没什么好挖的，就简简单单地告诉你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如果有人给我讲了一个很好听的故事，我就把它画一遍，告诉你我怎么看这个故事、我的价值观，我会很慢很慢，一笔一笔地告诉你，有一种感情是我想表达给你的，就是很想关心你，想让你也明白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