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是个大词。它赋予写作者厚重的思想底色，唤起读者关于崇高美的审美期待；但同时，它也给写作者提出挑战。人们呼唤英雄、期待英雄、赞美英雄，为英雄的精神所感动，为英雄流泪，但人们也拒绝那些虚假的英雄书写。书写英雄为什么会虚假？原因就在于，要么神话英雄，要么架空英雄，要么绑架英雄。这样的英雄书写，不仅是作家个人的失败，更是英雄形象塑造、英雄精神传播的失败。

　　所以，书写英雄既需要担当和勇气，更需要文学智慧、艺术智慧。读李迪先生新著《英雄时代——深圳警察故事》，既感受到他的担当和勇气，同时也感受到他的文学智慧、艺术智慧。他为我们讲述了英雄的故事，讲述了故事中的英雄。但他没有神话，没有架空，更没有绑架这些英雄。北岛有一句诗：“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李迪笔下的这些警察，恰恰既是我们身边的英雄，也是我们身边的人；他既写出了英雄的特质，也雕刻了他们作为人的光芒。

　　这首先来自李迪对警察的精神追求、价值观发自内心的“理解之同情”。我们常说要贴近采访对象，但能够真正贴近的是比较少的，从而也是难能可贵的。李迪之所以成为李迪，之所以能够成为以报告文学方式书写公安精神的高手，之所以能够把公安精神进行成功的文学转化、艺术转化，就在于他在真正理解的基础上，对警察的精神世界有强烈的情感共鸣，这样，他的写作才不是机械的、片面的、公式化的。虽然可能也是带着主题出发，甚至是带着任务出发，但他抵达的却是文学的终点、艺术的终点。在《渡河之舟》这一篇的结尾，有一句话是：“讲到这儿，杜舟讲不下去了。我也记不下去了。我们的泪，流到了一起。”正是因为作者的泪与采访对象的泪“流到了一起”，他才能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正因为泪“流到了一起”，我们可以说，李迪是一个真正的用心、用情、用功的作家。

　　这种用心、用情、用功，不独体现在《英雄时代》中，而是贯穿于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丹东看守所的故事》《警官王快乐》《社区民警是这样炼成的》《听李迪讲中国警察故事》等写作的成功，都体现了由用心、用情、用功奠定的思想底色。深入、扎实的采访与写作，并由此实现对英雄色彩浓郁的警察故事的文学转化、艺术转化，已经成为李迪的标志和符码。

　　回到本书的主题“英雄”上来说，李迪给我们阐释了在深圳这样一个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在这样一个发生伟大变革的时代里，警察作为英雄的精神内核，那就是骨子里真诚的为民情怀、奉献精神。不管是生死考验面前，还是家长里短之间，他们总是自觉地把老百姓放到第一位。《如果哪天轮到我》中，蒋海泉说：“案子再小，对老百姓都是天大的事”；《爱民的爱民故事》中，程爱民说：“谁让我是人民警察呢，就得听人民的”；《画面静悄悄》中，王斌说：“在我们看来不够立案的，在群众那儿就比天大”。所以，能够真正把人民警察的人民二字放到第一位的，真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排忧解难的，都是英雄。破命案的是英雄，抓毒贩的是英雄，拿绑匪的是英雄，捕大盗的是英雄，甚至，陪孩子的也是英雄。《熊警官怕来电话》中写道，有个智障孩子，打电话说太阳不转了，熊海跑过去，跟他一起冲天傻看，直到孩子说转了转了，才笑着离开。陪着智障孩子干了一件在别人看来莫名其妙的事，但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真心相待并且最后能够笑着离开，那就是英雄。《如果哪天轮到我》中，打工妹阿芳说：“我做梦也想不到，你们把一个打工妹的事当事，谁都躲着我们。”在阿芳那里，帮她把钱找回来的蒋海泉就是英雄。

　　从写作本体来考量，《英雄时代》很有文学的味道。一是细节之美。《张奕元两解纠纷》中，张奕元摆事实，讲道理，成功地说服家属接受了亲人是自杀而不是他杀的实际情况，他感慨：“又一起纠纷解决了，细节再次帮助了我。”用在《英雄时代》的写作上，可以说是“细节帮助了李迪”。一个个故事之所以能打动人，能既写出英雄本色，又写出人性光芒，就在于细节的丰富和巧思。二是幽默之趣。《刑警赛芳》中，“要命办真要命”“掉下去就掉下去了，谁叫我是要命办呢”等，如同变奏贯穿全文，诙谐生动，很是抓人；《刑警赛芳》中“前狗之鉴”；《紧拉慢唱刘晓光》中“没有凯旋的歌，只有想睡的觉”“好花不常开，好觉不让睡”；《画面静悄悄》中，“画面静悄悄，内行看门道”“画面静悄悄，证据确凿凿”“画面静悄悄，时间像赛跑”……三是叙事之力。全书采取第一人称叙事，但又有作者的跳入跳出，生动流畅、有温度有灵魂；标题、结尾着力经营，《画面静悄悄》中百字左右的结尾，出人意料又直击人心；短句、短段带出强烈的节奏感，非常契合警察题材和叙述节奏。

　　我们并不缺乏英雄，而是缺少发现；我们期待英雄，也期待李迪这样真诚地、艺术地礼赞英雄的作家。这是《英雄时代》带给我们的启示。

　　原文链接：http://www.northnews.cn/2019/0109/300381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