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为孔子平反，其为人类历史“轴心时代”文化巨人、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已有定论；但是在政治方面，自从胡适称孔子的政治哲学为“正名主义”，所谓“正名”便被泛化为普适性政纲，批评孔子“保守、落后以至反动”的观点成为主流。新时期以来，对其政治哲学与治国方略误解尤深。正本清源，廓清误解，已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当务之急。

　　正名主义，还是民本主义

　　《论语·子路》篇“正名”一章，古今注解多误。要廓清误解，须弄清其师徒对话的历史背景。

　　此章应系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其中“卫君”乃卫出公，名辄，卫灵公之孙、太子蒯聩之子。据《左传》，太子蒯聩谋刺南子不成，投靠了其父仇敌赵简子。哀公二年（前493年）卫灵公殁，赵简子企图送蒯聩归国继位以控制卫国；忠于灵公的大臣拥立公孙辄继位，拒蒯聩于卫晋边界的戚邑，形成了表面是卫出公父子争国，实乃卫以齐鲁为后援抵御晋国干涉，长期相持不下的局面。哀公六年孔子自楚返卫，所言“正名”，正是针对卫国君臣父子名分紊乱之局。

　　汉儒郑玄、北宋邢昺注“正名”为“正百事之名”“百物之名”，显然大而无当。朱熹《论语集注》为挽旧注之失，指出“正名”的针对性，却误将“名不正，则言不顺”等语作为一般道理的正确性，混同于“正名”治国方略的普适性，忽略了首先实施“正名”的前提条件。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受朱注影响，称孔子的政治哲学为“正名主义”，并把“正名”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画上等号。其实，“齐景公问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要求君臣父子的行为符合各自身份，到位而不逾越本分。这分明是正身、正行，而非正名；硬说是正名，是偷换概念；将其泛化为“正名主义”更是莫大误解。误解却被普遍接受，直到1981年张岱年教授始醒悟道：“以前，很多人（包括我在内）解释正名，都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正名的主要内容，这在事实上恐怕并不切合于正名的含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以说是‘循名责实’，而正名是纠正名义，并不是一回事。”此论发表36年了，误解依旧充斥于各种《论语》注本和有关论著。

　　如能摒弃流行的偏见，则不难发现，孔子的政治哲学是崇仁尚德的民本主义。

　　政治哲学是政治与伦理的耦合体，是如何获得美好生活和良序社会的理性反思与实践智慧。先秦民本思潮蔚为大观，上古典籍颇有记载。孔子汲取前人政治思想精华，标举仁学的旗帜，对政治的目的、规律、规范、为政方略、理想的政治生活有深刻论述，其政治哲学含蕴丰富。主要内容有：1.“仁者爱人”，推行忠恕；2.“使民以时”，惠民安民；3.“为政以德”，政者正也；4.“为国以礼”，宽猛相济；5.“有教无类”，育贤举贤；6.“讲信修睦”，贵和贵公；7.尊君权，张公室，大一统。（详见2018年2月4日《光明日报》第6版）其对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道德至上，还是民众至上

　　谈孔子的治国方略，首先要纠正单以读书、教书论孔的偏差。胡适讲“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似乎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亦可归咎孔子及其开创的教育传统。

　　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春秋时代还没有常备军，官吏文武不分职。当时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是文武兼备的，射是射箭，御是驾驭战车，皆为“士”之必修课。孔子是陬邑大夫之子，早年习得六艺，“射、御”娴熟毋庸置疑。《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先秦1尺约合今0.66尺，按此折算其身高约2.112米；《吕氏春秋·慎大》谓“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可见身材高大膂力过人，这是冷兵器时代超常的军事资质。孔门颇有武艺传授，七十子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与此相关，孔子的治国方略也是文武兼备、宽猛相济的。

　　谈孔子的治国方略，本文仅就引用率最高的《论语·颜渊》第七章，对流行的误解略加驳议。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此章“足食、去食”究系谁之食？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阐释最清楚：“足食”是在农人丰收季节“善藏其余”，使政府仓廪实；“去食”是去府库所藏，缓征公粮，乃至开仓放粮。现代论者无视刘氏注解，将“足食、去食”释为民食，进而批判孔子“道德至上”“道德第一的思想”，实在是学术的退步。但凡平心研读即可看出：孔子所提“为政”三要素，是针对执政者而言；“必不得已”而去兵、去食，是说若遇灾荒饥馑，须缓征军赋、公粮，不仅缓征，还要放粮赈灾，以保民生安民命。知此，“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绝非要求民众宁可饿死也要守信，而是说“去食”之后，执政者顶多饿死，宁死也不能丢弃民众信任这一立国之本。因为国家社稷存亡，比君主卿大夫个人生死更重要。君主卿大夫为国而死，虽死而大节不亏；只要保有民众信任拥护，即可选君之兄弟子侄另立新君，从卿大夫家族选其继任者，以维系帮国不亡、社稷犹存。此乃春秋不断上演的历史活剧。孔子正是看清这一点，才将“民信之”作为最不可放弃的要素。此治国方略把备战、备荒作为基本国策，不仅属于朴素的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也有相通之处。它隐含着对民众在国家兴亡、政权更迭中决定性作用的高度肯定，分明是民生至上、民众至上，岂能与“道德至上”混为一谈？后来《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本是此治国方略题中应有之义，是对孔子政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汉儒提出“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则是对于孔孟的正确理解和发挥。

　　总之，孔子的政治哲学与治国方略集夏、商、周三代之大成。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兴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传授“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同时，搜集整理古文献传授于弟子，推动文教内容丰富发展并下移于庶民。其进步作用与深远影响不可低估。我们应为孔子这样一位矗立在人类历史轴心时代的文化巨人感到自豪，进而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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