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边家珍

　　或问：何谓“今文经学”、“古文经学”？

　　答：经学史上，素来有“今文经”与“古文经”、“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说法。今文经与古文经，最初是指以今文（汉隶）、古文（籀书）两种不同的字体写成的经书。我国古代文字从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发展到战国时代，字体屡经变迁。战国时秦国境内，基本上通用“籀书”，亦称“大篆”；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在“籀书”的基础上加以简化成为“小篆”，或称“篆书”。秦代的“书同文”即以这种篆书来作为标准的字体。至于六国境内的文字，与籀书、篆书不完全一样。现在我们尚能见到的六国文字，如战国古钱币、青铜器、近几十年出土的楚简上的文字以及《说文解字》中所载“古文”，均属此类，有的学者统称之为“晚周古文”。这种古文字由于地区及时代早晚不同，差别较大，但它们都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所以习惯上统而言之曰“古文”。

　　战国后期，除了大篆和这些“古文”外，还出现了一种字体，就是“隶书”。在秦代，通行的正式字体是小篆，如秦刻石及秦权（秦官府批准的标准砝码）铭文都是小篆，但在官府中的公文及民间流行的字体则主要是隶书。到了汉代隶书已取代小篆成了最通行的字体。所以在汉代人看来，隶书是当代的字体，因此名之曰“今文”。经典若是用战国古字写的，就是“古文经”，用隶书写的就是“今文经”。《史记·儒林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这里所说的“古文”、“今文”，就是以《尚书》传本之古、今文字而言的。

　　今、古文经的字，难免会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有时今文经正确，有时古文经正确，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古文经虽以六国时的古文字缮写，但从西周或春秋时代传到战国，中间也难免有抄错或记错的地方。今文经虽大多是汉人写的，但有时因为依据的底本好，也可能反比某些古文经为胜。今、古文经的异字的成因，大致有四种情况：假借字，异体字，误字，误句。其中，假借字数量最多，如《仪礼·士相见礼》中的“一”与“壹”、“终”与“众”、“甫”与“父”、“毋”与“无”、“伸”与“信”、“早”与“蚤”等。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不但是指所持底本字体的不同，更主要的是就对于经典内容阐释方面的差异而言的。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关注现实政治，讲阴阳五行、灾异谴告之论，致力于发掘、发挥经文背后的微言大义。今文经学家多尊崇孔子，认为他是托古改制的“素王”，重《春秋》公羊学。董仲舒提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他不承认经典本义有固定不变的解释，而强调解释是随着人们对意义的理解而不断变化的，不必拘泥于古义。为了从经典本文中发现原理，并把它运用于实际，应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伍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春秋繁露·玉杯》），即通过对经典本文的分章析句，综合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重新建构其政治意义。今文经学彰显了经典的时代意义，植入了许多前人未见的思想，从而使经典的阐释历久弥新。

　　古文经学多把六经当成信史，讲文字训诂，留意典章制度，注重历史事实，具有浓厚的实证色彩。古文经学家具有朴实的学风和严谨的治学方法，所以他们常常能够对古籍作出正确的和比较合理的训释，从而彰显那些被今文经学家文饰、遮蔽的文本原意；他们的训释成为后人理解古籍的重要参考。

　　西汉的今文经学，如《诗》之齐、鲁、韩三家，《书》之欧阳、大小夏侯，《易》之施、孟、梁丘，《春秋》之公羊，都先后“立学官”（“学官”即朝廷任命的教官，《史记·儒林列传》中说“公孙弘为学官”），成为官学，今文经学家可以担任博士之职，带弟子。汉武帝时最重视《春秋》公羊学，汉宣帝时一度重视《春秋》穀梁学。古文经学主要在民间传授，并遭到今文经学家们的排斥。汉代的古文经学有《费氏易》《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周礼》）《逸礼》《春秋左氏传》等。（边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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