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听到“法家”这个词的时候，是在文革后期，因为批林批孔，才知道历史上有儒家和法家这样的两个学派。那个时候理解法家的“法”字，与现在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理解是一样的，以为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法律。后来才知道，法家的“法”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在的法律。在古代，主要指的是帝王之术，就是帝王们治理国家，统治百姓的法术。儒家也好，法家也好，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研究如何治理国家、管理官吏、统治百姓的方法，只是取向有所不同，所以有一派被称作儒家，有一派被称作法家而已。

　　我们这样并列起来说儒、法两家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沿用了“文化大革命”时的说法。这个说法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误解，以为儒法两家就像火车的两股轨道一样，既不会在始点站相交，也不会在终点站相接。后来才明白，法家实际上是从儒家中分出去的一个学派，它就像一棵树上分了两个叉一样，一个叉被称作儒家的“道统”，也笼统地称儒家；一个叉被称作法家，商鞅和韩非子是其杰出的代表。大体的情况是这样的：孔子之前的学说称儒教，大约在黄帝时期已经被创立，夏、商、周三代在继承和发展中都有不同的增减，对神的理解也是有所不同的。到了孔子的时代，儒教主要信的是三元神：天、地、祖。并从此开始，孔子将儒教改造成了儒学，其主要的理论著作就是《易》《诗》《礼》《书》《春秋》这五经。所以从孔子之后，民间以学习五经为主者，被称为儒家学派，其道统的传承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另一派的法家其源头也是孔子，孔子的学生子夏（卜商）在孔子死后回到了卫国，在卫国开门授徒，教出了以他为山头的几代学生，诸如魏文侯、李悝、田子方、段干木、吴起。到了商鞅这一代，便将这种理论从书斋中搬上了政治舞台，在商鞅（原来称卫鞅、卫国人）的运筹帷幄中，使当时十分落后的秦国变得强大了起来，所以我们后来所说的法家就以他为第一个代表人物，实际上法家学派的创始人应该是孔子的学生子夏，而其鼻祖仍是孔子。  

　　其间，儒家学派又出了一个与道统分庭抗礼的人物称荀子。为什么说他与“道统”“分庭抗礼”呢？因为他坚持人的“性恶论”，这和孟子的“性善论”直接对抗。用“性恶论”的观点，荀子培养出了两个手段非凡的学生，一个叫韩非子，一个叫李斯。韩非子虽然被李斯害死了，那是因为李斯怕韩非子抢了他的饭碗。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其实行的治国方略可以说都是韩非子的理论。而李斯又是秦始皇的丞相，“焚书坑儒”就是他出的主意，改“封分封制”为“中央集权制（郡县制）也是他的手笔。这两个人确立了法家路线，成为了法家的最完备的代表人物。  

　　现在来归纳一下。我们此文的题目就叫“一源两家”，这一源指的就是孔子，这两家指的就是儒家和法家。文化大革命时期批林批孔，将儒家定位为保守派，将法家定位为革新派，因为批孔的实质就是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所以将他打入了保守派行列。这样给了我们的一个误解就是儒家和法家为两股道上跑的车，从始至终都是对立的，而且后来的儒家“道统”也是这样认为和宣传的，所以现在的很多人仍然桎梏在这一误解中。  

　　笔者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孔子的哲学观为“心物论”，论证了他的人性观点为“善恶论”。这就给后来所分出的两大阵营“性善论”和“性恶论”提供了理论根据。同时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古代文化典籍中，笔者还没有发现“法家”的明确说法，只是有“道统”与“非道统”的区别。就是说，古代人并没有划分出儒家与法家这种水火不容的两大阵营，所以在治国理念上也是时有分合。例如孟子就竭力维护“井田制”，提出“君轻民贵”的口号，我们姑且将他视为保守派的代表。而荀子所提出的是“帝王至上”“国家主义”的思想，我们姑且将他视为革新派。他俩的观点明显对立。但到了汉代，儒家和法家的治国理念又融合到一起了，像贾谊、晁错这两个儒家人物也主张重农抑商的策略。殊不知“重农抑商”是商鞅发明的，他用这一国策使当时的秦国强大了起来，并最终统一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