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是孔子对于古代经典的一般态度，对于《春秋》一经，孔子就毫不避讳地进行笔削，即便像子游、子夏等孔门文学佼佼者也不容置喙，此即“孔子作《春秋》”。

　　孔子作《春秋》（资料图 图源网络）

　　明代学者、《大学衍义补》的作者邱浚将六经分为两类：一种是前代帝王之作、经过孔子删述，如《易》、《诗》、《书》、《礼》、《乐》，一种为孔子亲自笔削，即为《春秋》。作为孔子自著的经典，《春秋》蕴含微言大义，《春秋》因而在五经中居于特殊地位。

　　《春秋》被后世儒者推尊为经，它同时也是史。作为一部史书，《春秋》按照时间排比事实，以鲁国为本位记述了中原各国242年的历史变迁；然而，《春秋》并非简单的记事之史，是事与义之集合、经与史之结合。

　　《春秋》被尊为经，同时也是史（资料图 图源网络）

　　作为孔子亲自著作的一部经书，《春秋》对遣词造句非常讲究，一字一句背后隐含着“微言大义”。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这242年的历史记述背后，隐含着孔子的经世理想和“微言大义”。故而被后世视为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

　　时势的新变化是孔子新作《春秋》的重要原因。东周之后，王室衰落，制度废弛，诸侯纷争，陪臣执国命，孔子有见于此，周游列国，不遇，退而作《春秋》，以图“拨乱世，凡诸正”、“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即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是以孔子自谓：“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春秋》于排比史事寄托着作者之义。

　　孔子周游列国（资料图 图源网络）

　　作为孔子自作之书，子贡、闵子、公肩子等孔门弟子对《春秋》评价颇高，认为“其切而为国家资也”。孔门弟子多从“资治”、“镜鉴”作用理解《春秋》，注重《春秋》对于君主和士人政治实践能力的养成，或者说经世意义。换言之，在孔子弟子看来，《春秋》不仅是政典，而因其侧重于用而优先于其他诸经，是“有国家者不可不学”的政典。

　　司马迁曾问学于公羊学大家董仲舒，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对公羊《春秋》甚为推崇，“继《春秋》”也是他撰写《史记》的重要旨趣。他认同董仲舒的看法，周末王道废弛，孔子作《春秋》以寄托王道之意，为此，他在董仲舒的基础上提出了“《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在司马迁看来，《春秋》之长在于“治人”，在于防患于未然。从大的方面来说，《春秋》“上明三王之道”，确立了一套政治之原则，如“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拨乱反正”；从小的方面说，《春秋》“下辨人事之纪”，在具体政治情势下可以起到在辨别嫌疑、明辨是非、消除犹豫的效果。

　　《春秋》作为“礼仪之大宗”，相对于直接刑罚来说，是一种事前之规范，具有防微杜渐、曲突徙薪的意义，可将祸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故而《春秋》既是君主的“帝王之学”，又是士人的“经世之学”。 

　　《春秋》既是君主的“帝王之学”，又是士人的“经世之学”（资料图 图源网络）

　　正是因为如此。《春秋》以及《公羊传》的解释在西汉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士人位列公卿者大多以《春秋》起家，朝廷大政方针的出台和调整经常需要从《春秋》上找到依据，如汉武帝出击匈奴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春秋》对齐襄公“复九世之仇”的肯定。同时，一些政治敏锐的狱吏在断案经常借助于《春秋》经义，这就是所谓的“春秋决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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