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宗和）副校长、叶（德兰）教授、台大历史系的同仁及各位同学，包副校长介绍我时，我不免感慨。回头一想，我从台大历史系毕业五十三年，从硕士到现在也有五十年。1970年代，我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台湾到美国，因为当时有一股力量要把我们换掉，想想迄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如今，我每走过台大校园，常常感觉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以我今天七十七岁这个岁数，确实是要重新回想一下这辈子所做的事。  

　　我一辈子做的事，就是读书与教书，想在知识这个非常宽大的海洋里，开拓自己的境界，整理已知的知识。数十年来，我始终在知识这个领域里挣扎，假如说“知识分子”是个志业的话，我可说终身投入了这个志业。我藉今天这个机会，向各位同学及母校的师长们，反省我自己的想法。讲题看来很啰嗦，前半是谈以中国为主的历史，后半则是谈未来的展望及其相关的难题。  

　　古代的知识分子：从“巫”到“士”  

　　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指的就是中国的“读书人”，这种人不在具体的工具层面想问题，而是在原则与理论层面上想问题。  

　　在新石器时代，就有这种人出现了，他们的原型（archetype）是巫和觋。“巫”是男巫，“觋”是女巫，简单说，都是通灵者。这些人除了打猎、捕渔、采集果实、种植庄稼外，也许由于有特别的禀赋与志愿，使他们会在观察之中钩玄提要，想到吃饱外的事情，甚至自己也认为是通灵者。在人类文明初起阶段，世界各地区几乎都可以发现这种人的存在。

　　巫和觋这些人慢慢转移分化，成为第一阶段的知识分子。像中国的“祝、宗、卜、史”，即是掌管祭祀、占卜、记录之人。祝、宗、卜、史，从巫、觋这个专业阶层分化而来，他们可能是世俗性的，也可能是属灵的。商代卜辞中的国王顾问──“贞人”，就有着卜和史的性质，他一方面替国王解释占卜得来的答案，另一方面会对自然现象提出理论。商代的贞人们，既解释人事，也解释自然。他们用占卜的结果，集合许多应验或不应验的经验，因而提升了智慧。《易经》里的卦辞，部份可能是源自卜辞，兼有历史现象，如：“帝乙归妹”，是说帝乙把他的妹妹嫁掉了；“小狐汔济，濡其尾”，是说小狐狸过河，尾巴湿了。这是历史事实，也是自然现象。  

　　我在《西周史》一书中，讨论过周代“史”这个职务的各种各样分工，包括：记录员、历史的编撰者、规劝政府……显示周代单单从管文字记录的“史”，已分化成更多的细项。这些从事“史”职务的人，从历史往事与人事现象中，归纳出许多原则。这些原则，不是为了专业实际的工具性，而是为了提升智能的水平。他们从历史中找到一些道理，找出哪些政治现象会引发哪些后果。“史”这些人在《左传》中有史墨、史朝……等，他们已经远远超过专业的技术性工作，从知识中勾勒出许多智慧。这些提升知识到智能的人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知识分子。  

　　我并不是说，古代史官都是这样，能够做到这部份的也不过就是少数几个人。换言之，史官也罢，占卜之人也罢，都会从实际现象中钩玄提要，把问题提升到一般的通则，做为大家思考的提示。聪明的人，常是在灾害没有出现以前就提出警告；笨的人，当灾害来临时还不相信提出警告者所说的话。学历史其实很悲苦，永远在说些人家不爱听的话，几千年下来一直到今天亦复如此。  

　　以上是中国的情形，世界上其他地区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事实上，重要的文明系统中都有类似情况。犹太教中有几类人有专业的意义，如《圣经》中称之为“法利赛人”、“利未人”者，前者是律法师，后者是礼节师。这两个字的中文翻译，不应加“人”，加了“人”变成族群了。另外还有些人被称为“先知”。伊斯兰教的系统中的乌拉玛（Ulama），可称为“教士”、“教师”，权力很大，可管理人生、指导政治、订出礼俗与法律。还有，印度教中的婆罗门，以及基督教、天主教系统中的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师、东正教僧侣等亦然。表面上，这些人的性质，都跟刚刚谈到的知识分子类似，但他们和政权的关系、和社会其他人的关系，在其各自的文明系统中其实都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各个不同文明系统中的这些知识分子，有着类似的身分与角色，但他们在社会与政治相对关系的实际光谱上，却有着不同的位置，不能一概而论。今天的演讲，因限定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细谈其他的文明。  

　　接下来的春秋时代，礼坏乐崩，封建制度倒下，很多知识分子从“王官”被释放出来。当时，亡了一国，就有一批公务人员被释放出来；一个贵族的领地被占领时，这个贵族的家属被灭掉，但贵族手下一大批祝、宗、卜、史会被释放出来。孔子是其中之一，他本身虽没做过祝、宗、卜、史这类职务，但他从许多掌握知识的人学到许多学问，成为当代著名的大学问家。孔子的弟子、同事，有很多是直接、间接从专业工作中被释放出来的人。这些人已不具备公务人员身份，不再由官方供养，为了重新获得长久扮演的角色，他们游离待雇，进而向世人提示所知所闻，警世告人。从春秋开始一直到秦汉，这些游离的知识分子，我们称他们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