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街的变迁从未停息过，长与宽、进与退、中与西，每一次变化都是政治与商业的博弈。习近平说不要再盖奇奇怪怪的建筑，长安街上的建筑奇怪吗？哪些建筑是长安街上最美的建筑？哪些是最丑的建筑？专家呼吁：长安街上的建筑，要反思。

　　今天的长安街，已成为世界上最长最宽的街道。它是中国政治中心的中心，每一次脉动都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保持同一节奏。如果说天坛、故宫、钟鼓楼这条南北中轴线象征着往日，那么长安街这条东西中轴线则是今日中国，两条线在天安门交汇。

　　苏式建筑、民族建筑、港式建筑、西方建筑，国家机关、银行、写字楼依次登场。而街边的百姓纷纷迁离，这些以前常去中国戏院、吉祥戏院、长安戏院的老住户，已找不到剧院入口。

　　在变化的潮流中，城市规划专家董光器说，长安街尘埃落定需要一百年，他说的是建筑。

　　长与宽的进击

　　长安街自明永乐18年建成，长安街在五百年时间里没什么动静。辛亥革命的炮声，敲开了皇城的大门，也让长安街从沉睡中醒来。天安门前的T字形广场对民众开放，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打开，东西长安街贯通，民众可以从东单走到西单，长度3.7公里。

　　85岁的戈福龙在长安街边住了多年，他回忆1949年以前的天安门前，只有红墙没有广场，红墙里面是卖杂物和耍手艺的集市，类似现在的大院子。五四运动那天，三千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想必非常拥挤。真正让长安街阔起来的是苏联人。

　　建国初期，有关领导要求天安门广场宽500米，拆掉了五府六部衙门。苏联专家提出，把国家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并提出在长安街上建房。同一时间，梁思成和陈占祥拿出“梁陈方案”，建议行政中心另找地方，以保护北京古城。这次著名的争论，以梁陈完败，决定了北京古城的命运，也奠定了长安街作为中国的政治动脉这一基调。

　　拆除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拆除北京城墙，拆除东西单牌楼，从此长安街东西走向一览无余。仅1958年，开始为建国10周年工程拆迁，一个月内拆除10129间房屋，完成了扩建天安门广场和打通长安街的拆迁任务。

　　传说林徽因曾放言，如果拆掉长安左右门，她就把自己吊在上面。上吊之说为轶闻，但拆门的时候，梁思成掉了眼泪有人亲见，陈占祥曾讲过。

　　1953年，长安街规划的宽度为100米，1956年定为100～110米，最后又加宽到100 ～120米。在《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中，董光器说，之所以搞这么宽，除为群众游行和阅兵考虑，还有战备考虑。征求对总体规划意见时，来自军方的意见是：“假如道路很宽，这样在战争时期任何一条路都可以作为飞机跑道。假如在天安门上空爆炸了一个原子弹，如果马路宽，就可以作为隔离带，防止火灾从这一区烧到另一区去。”

　　针对长安街的宽度，梁思成曾说：“百米健将都要跑十秒多才能跑过去，我们老太太、老头怎么过街，当时还有很多裹着小脚的，怎么过街啊？”

　　有建筑师告诉记者，长安街的红线120米。这是因为当时决定建世界上最宽的街道，然原先指定100米，后来出去考察别的国家的街道，回来以后又加了20米，最后定到120米。

　　按照规划，很多行政机关在长安街边盖起楼房，国庆十年10大建筑也大多坐落在长安街边。在长安街边盖楼，在后来几十年成为身份尊贵的象征，也成为文保专家和资本家的战场。

　　进与退之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安街边的业主也在变幻身份，而老百姓从长安街边迁走是不变的趋势。总体上看，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前，政治、文化建筑占绝对优势，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地产商和建筑师在长安街长袖善舞，新千年以后，则是外国建筑师引领风潮。

　　在长安街上，有人进驻就有人退场。董光器详细记录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长安街上的建筑的进退，能明显看出“经济这个无形的手”主导了彼时长安街上“经进政退”的过程。

　　按照董光器的描述，长安街上写字楼租金狂涨，刺激了开发商对长安街的觊觎，各大银行也蠢蠢欲动，国家机关办公楼和大型文化设施却因难以承担拆迁费用而“躲出长安街”。

　　1985年后，长安街上划拨的国家机关办公楼是11个，外交部曾考虑在新华门南，或长安街北侧安家，但最终去了东二环。全国妇联办公楼只有一小部分为办公楼，大部分卖给企业成了酒店写字楼。国家经委让给了工商银行。原规划在西长安街的教师之家、青少年宫、国家电影宫、民族博物馆都让位给写字楼。复兴门东北角的工艺美术展览馆建成之后，主体成了百盛购物中心，展馆被压缩成一个小厅。

　　原规划在东长安街上的儿童剧院，因没能力搬迁住户，让给香港开发商建了光华长安大厦；原在西单的长安戏院，则因建时代广场被拆迁，被塞进了光华长安大厦一层。

　　几年工夫，长安街上有20个楼位被建成了金融商务写字楼，资本成为长安街的新主角。国家大剧院是唯一新建的文化建筑。

　　引起众怒的是东方广场，业主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

　　在王府井南口至东单，本来保留了儿童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还有东单头条遗址，结果被长江实业看中，通过上层关系建东方广场。按其设计方案，东方广场宽488米、高75至80米。而在那个地段，北京的规定限高是30米。以其严重违反规定的体量，与故宫近在咫尺的距离，一旦建成，将严重撼动故宫的重心以及城市中轴线。

　　83岁的建筑大师张开济、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筹六位专家上书高层，要求修改方案，此方案也一度被国务院喊停。但香港资本显示出了超人的公关能力，东方广场最终在稍降高度、分拆建筑后建成。1993年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话音刚落，就被东方广场全线突破，并起了恶劣的示范效应。

　　后来，上书高层的六老之一郑天翔，在一篇怀念1958年方案的执笔者之一、时任北京城市规划管理局总图室主任陈干的文章里写道：“近年来，在北京街头出现了一些怪物，东方广场就是一种怪物……”

　　中与西的碰撞

　　长安街上有很多造型奇怪的建筑，董光器将他们拍成图片，编入《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比如国际饭店的造型是凹，中国人民银行是凹，远洋大厦是凸，妇女活动中心则兼具凹凸，国家大剧院的球形也是凸。

　　“一条长安街，就是一部中国建筑史，包括古代建筑史。”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建筑师说，“建国以前中式，五十年代苏式，八九十年代港台，新千年西方，所以这条街上有最中国的建筑，也有最西洋的建筑。”

　　同济大学建筑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阮仪三对长安街的建筑规划不满意，他认为国庆10周年的时候的新建筑不少受到好评，如民族文化宫和人民大会堂，但后来的很多建筑既突破了规定，也缺少美感，“甚至古怪丑陋”，而且放在一起效果很差。

　　哪一座是长安街上最美的建筑？面对记者这个问题，几位建筑学者几乎都选择了民族文化宫。这座由梁思成的大弟子、建筑大师张鎛设计的建国10周年建筑，经过半个多世纪，仍在长安街上出类拔萃。其他如人民大会堂、北京站也受到肯定，他们在西式建筑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元素的使用令建筑增色。

　　而谈到长安街上的丑建筑，意见就有些分散。有些建筑生硬地加上中式大屋顶，成为专家批评的对象，如交通部大楼，还有离长安街稍远的北京西客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市的主要领导一度推崇大屋顶，并且不给建筑戴上“帽子”的一律不通过审批，建筑师不得已给各类建筑戴上了“帽子”。

　　阮仪三曾到景山上看北京的中轴线，他被金光闪闪的“巨蛋”刺痛了眼睛，“多么漂亮的城市中轴线，被塞进去一个大馒头，应该是大灯泡，把故宫完全比下去了。”他回忆起国家大剧院方案的通过过程，第一次专家讨论时都是反对的，但后来上级部门认为比较有新意，有些专家180度大转弯，不反对了。虽然不满安德鲁的作品，但阮仪三认为不能怪他，应该怪中国人自己，因为“你可以把它否掉啊”。

　　阮仪三教授多年致力于古城保护，他从自己的经验得出结论，那些丑陋的建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会退出历史舞台，但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王南的态度是，“等吧，它们反正呆不过故宫吧。”

　　阮仪三：长安街有些建筑需要反思。

　　潘采夫：习近平说不要再盖奇奇怪怪的建筑，您觉得长安街上的建筑奇怪吗？

　　阮仪三：应该说建国以后，国庆10周年的时候盖了一些新建筑，不少是受到好评的，比如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但在经济建设大潮中，不少建筑既突破了规定，也缺少美感，甚至古怪丑陋。

　　潘采夫：长安街作为一个国家大道，能否与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柏林的菩提树大街，还有华盛顿的国家林荫大道相提并论？

　　阮仪三：地位应该是一样的。当时奥斯曼改造巴黎的大道的时候，也破坏了整个巴黎的风貌，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他非常注意重要的建筑物之间的联系，也懂得保护。华盛顿的林荫大道规划得非常严格，很庄严。但长安街上的建筑呢，看上去每一个都很辉煌，摆在一起就缺少统一的规划。

　　潘采夫：我们该如何对待那些丑陋、与北京古城不兼容的现代建筑？

　　阮仪三：当年天坛的世界遗产评审会我听说了，划定天坛保护范围的时候，外国专家提出来，天坛周边至少10～15平方公里不能建高层。中国方面说不可能，圈进去的话，那么多高层建筑怎么办？外国专家说了一句话：“天坛我看一百年还会在，三百年还会在，天坛旁边的这些高楼一百年还会在吗？我相信，一百年以后，你们中国人就会聪明起来，把这些高楼房子都拿掉。”我觉得说得好极了。

　　那些丑陋的建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会退出历史舞台，但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潘采夫：在中国，知名度方面唯一能跟长安街“叫板”的就是外滩，外滩的建筑保护如何？

　　阮仪三：上海外滩被誉为近代世界建筑的博览会，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并没有互相攀比，从材料和形式上都是很融合的，因此外滩形成了世界上有名的变化中统一的建筑风貌。当时外滩每建一座建筑，都要经过专门的建筑专家评审，那些图纸和签名现在还有。而长安街是从古代到现代各种的建筑大比拼，它既有最优秀的建筑，如天安门、新华门，也有建国10周年既传统又现代的风貌，反映了我国老一代建筑师的心血，也有改革开放以后各种建筑思潮的体现，变成了中外建筑师的大表现。同时，也有很多土豪式建筑，它没有底蕴，但又想给人们带来视线冲击，这种冲击往往是丑陋的，是反文化的。这些建筑的大拼盘，反映了中国文化到今天处于一个断层，在文化断层里发生的这个现象。我们确实需要总结长安街上的建筑，要反思，要把这个断层接上，要呼唤起建筑师和艺术家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