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流传甚广，以一把磁勺放在一个铜盘上的“司南”造型，确切的出现时间是1940年代末，而学术界的一种看法则是，这个造型从来就不是历史上真正的司南。但真正的司南是什么呢？

　　2006年9月27日，中国公路零公里标志在北京中心地带的正阳门前对公众开放。清华大学王培波教授设计的方案从来自全国的1024个方案中胜出。这个标志整体造型取自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概念，中间刻有代表东南西北的“四灵”图案。而此前在民间有过呼声的司南造型方案并没有被采用。

　　早在“中国零公里标志”图案评选开始时，就曾经有人提出以“司南”图案作为零公里标志，这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又有很高的公众识别度。但这一方案提法很快就被否定。当时外界还并不知晓确切原因。实际上，那个流传甚广，以一把磁勺放在一个铜盘上的“司南”造型，确切的出现时间是20世纪40年代末，而这个造型是否是历史上真正的司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微博)内部早已存在诸多争议。

　　“司南”的诞生

　　1952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金属物理研究的钱临照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要去访苏，需要带一件象征中华文明的礼物送给苏联。礼物确定为仿制一套代表中国古代科学成就的“司南”。

　　物理所的钱临照找来最好的磁石，又到全北京玉活最好的琉璃厂找玉工帮他琢磨，按照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王振铎处长提供的方案，琉璃厂的师傅取型于汉代勺子，雕琢出来一把造型优美的天然磁石器物。

　　这只磁勺被安放在精美的青铜地盘中央，地盘是东汉一种占卜工具，四周刻着四维、八干和十二地支共二十四个方位。地盘中央部位被打磨得光滑无比，但是经过反复试验，这只天然磁石制作的“司南”就是不会指南。可是离郭沫若出访的日子越来越近，于是，只能采用电磁线圈给这柄磁勺充磁，使它本身的磁力足够大——以抵抗勺子旋转时的摩擦力。

　　天然磁石制作的“司南”无法指南，这不仅仅是钱临照1952年碰到的问题。实际上，王振铎从1945年就反反复复地做了无数遍实验，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直到1947年，王振铎在一篇论文中写道，他最终请玉工磨成了一把天然磁石制成的磁勺，“琢珑成司南后，置于地盘上投转之，而仍赋有较强之磁性，因其仍据有指极性之表现，其杓指南。”

　　但这把能指南的天然磁勺除了在论文中出现过之外，却再也没有音讯。当记者向国家博物馆考古学家孙机求证时，孙机表示国博的研究者们至今没有见过这把天然磁勺。

　　自新中国以来，无论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时期，还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年代，收藏和展出的陈列品中，“司南”都是经人造磁场充磁的钨钢(即普通电磁铁)，或经人工用电磁场传磁的天然磁。但中国古人并不会用电线绕成线圈来制作人造电磁场，如果古人真的用天然磁石雕出“司南”后，怎么让它指南呢？

　　“司南”之辨

　　1937年，37岁的英国生化学者李约瑟在三名中国留学生沈诗章、王应睐、鲁桂贞的影响下，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决心学习中文。他每周向捷克汉学教授古斯塔夫·哈隆学习两个小时的汉语课，课本就是哈隆正在翻译的《管子》。

　　1942年9月，李约瑟受命于英国皇家学会，准备到中国陪都重庆担任“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华机构”代表。1943年春天，他首先到了中国昆明，考察了处于战争边缘但仍保持非凡创造力的学校和实验室，随后便到重庆就职。李约瑟在中国的4年中，到过川、滇、豫、陕、鄂、甘等很多地方考察，与从实验室中的科学家到乡野村民沟通，收集了大量与传统科技有关的资料，在他1946年离任回英国时，已经收获了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他回国后不久，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演说中，高度赞扬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中国人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无疑是造纸及印刷术、磁罗盘和黑火药”。

　　但无论是“三大发明”，还是“四大发明”，司南都被认为是磁罗盘或指南针，而司南到底是什么？不但当时的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人也并不完全明白。就在李约瑟在重庆、敦煌、北平等地考察中国古代文明之时，王振铎刚过而立之年，也因抗日战争而迁到了四川。

　　抗战前，这位燕京大学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就已经完成了“张衡地动仪”外型和内部结构图的绘制，并完成了关于其工作原理的论文。在辗转于川滇后方的艰难迁徙中，他仍然没有停止考古与复原古文物的工作。

　　从王振铎完稿于1947年12月15日的一篇论文可知，“三十四年十月”(即1945年10月)，他已经开始在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做人工磁体和天然磁石勺型司南在地盘上指极性准确性的试验，在此前，他已经完成了司南形状的设计和玉床琢洗的阶段。

　　在这个复原和实验的过程中，他将司南设计成了一个“勺”型。对于这个“勺”型的来源，王振铎根据的文献是明嘉靖通津草堂本流传下来的东汉王充《论衡·是应篇》通行本。其中对王振铎的复原工作起到决定作用的几个字是“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现代汉语的解释即为：“如勺之司南，投转于地盘(东汉占卜器具)之上，勺柄指南”。

　　也就是在这十二个字的指引下，一个磁勺放在方盘上的造型诞生了。这个造型，成为日后中国人重新认识司南的开始。但是，按照这个造型制作出来的磁勺如何指南，却是数代文物工作者的难题。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学者孙机在2005年第4期《中国历史文物》上发表的《简论“司南”兼及“司南佩”》一文中，提到了更古老的《论衡·是应篇》版本——前北平历史博物馆旧藏残宋本，存卷十四至卷十七。宋本中相应的这几个字为：“司南之酌”，“酌”字一直至元本都没有改变。而“酌”与“杓”在古文中是意思完全不同的字，“酌”训“行、用”，也就是司南的使用。

　　一字之差，不但关涉的是司南的造型，而且在于司南到底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另外，“其柢指南”中的“柢”字，在《集韵》 、《广韵》中，都是指“碓衡”。碓衡是一段横木。而这与司南车上木人指方向的臂部相当。(孙机《简论“司南”兼及“司南佩”》)

　　孙机于是提出，司南其实指的是指南车，这样一来，“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的现代汉语解释就成了：“使用司南车，把它放置在地上，其横杆指向南方”。

　　不仅宋本的《论衡·是应篇》中为“司南之酌”，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清朝本涵芬楼盛名通津草堂本中，宋刻元明补修本《论衡·是应篇》中，用的也是“司南之酌”。该本虽为清朝本，但因是“宋刻元明补修本”，所以还是延用宋刻时的“酌”字。

　　而指南车，在宋以前的文献中也叫“司南”，是一种木制的、靠机械结构的运动来固定指向的器物，如果孙机的论点正确，这也就与天然磁性材料指南无关了。

　　“司南”之辨

　　1937年，37岁的英国生化学者李约瑟在三名中国留学生沈诗章、王应睐、鲁桂贞的影响下，对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决心学习中文。他每周向捷克汉学教授古斯塔夫·哈隆学习两个小时的汉语课，课本就是哈隆正在翻译的《管子》。

　　1942年9月，李约瑟受命于英国皇家学会，准备到中国陪都重庆担任“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华机构”代表。1943年春天，他首先到了中国昆明，考察了处于战争边缘但仍保持非凡创造力的学校和实验室，随后便到重庆就职。李约瑟在中国的4年中，到过川、滇、豫、陕、鄂、甘等很多地方考察，与从实验室中的科学家到乡野村民沟通，收集了大量与传统科技有关的资料，在他1946年离任回英国时，已经收获了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他回国后不久，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演说中，高度赞扬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中国人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无疑是造纸及印刷术、磁罗盘和黑火药”。

　　但无论是“三大发明”，还是“四大发明”，司南都被认为是磁罗盘或指南针，而司南到底是什么？不但当时的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人也并不完全明白。就在李约瑟在重庆、敦煌、北平等地考察中国古代文明之时，王振铎刚过而立之年，也因抗日战争而迁到了四川。

　　抗战前，这位燕京大学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就已经完成了“张衡地动仪”外型和内部结构图的绘制，并完成了关于其工作原理的论文。在辗转于川滇后方的艰难迁徙中，他仍然没有停止考古与复原古文物的工作。

　　从王振铎完稿于1947年12月15日的一篇论文可知，“三十四年十月”(即1945年10月)，他已经开始在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做人工磁体和天然磁石勺型司南在地盘上指极性准确性的试验，在此前，他已经完成了司南形状的设计和玉床琢洗的阶段。

　　在这个复原和实验的过程中，他将司南设计成了一个“勺”型。对于这个“勺”型的来源，王振铎根据的文献是明嘉靖通津草堂本流传下来的东汉王充《论衡·是应篇》通行本。其中对王振铎的复原工作起到决定作用的几个字是“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现代汉语的解释即为：“如勺之司南，投转于地盘(东汉占卜器具)之上，勺柄指南”。

　　也就是在这十二个字的指引下，一个磁勺放在方盘上的造型诞生了。这个造型，成为日后中国人重新认识司南的开始。但是，按照这个造型制作出来的磁勺如何指南，却是数代文物工作者的难题。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学者孙机在2005年第4期《中国历史文物》上发表的《简论“司南”兼及“司南佩”》一文中，提到了更古老的《论衡·是应篇》版本——前北平历史博物馆旧藏残宋本，存卷十四至卷十七。宋本中相应的这几个字为：“司南之酌”，“酌”字一直至元本都没有改变。而“酌”与“杓”在古文中是意思完全不同的字，“酌”训“行、用”，也就是司南的使用。

　　一字之差，不但关涉的是司南的造型，而且在于司南到底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另外，“其柢指南”中的“柢”字，在《集韵》 、《广韵》中，都是指“碓衡”。碓衡是一段横木。而这与司南车上木人指方向的臂部相当。(孙机《简论“司南”兼及“司南佩”》)

　　孙机于是提出，司南其实指的是指南车，这样一来，“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的现代汉语解释就成了：“使用司南车，把它放置在地上，其横杆指向南方”。

　　不仅宋本的《论衡·是应篇》中为“司南之酌”，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清朝本涵芬楼盛名通津草堂本中，宋刻元明补修本《论衡·是应篇》中，用的也是“司南之酌”。该本虽为清朝本，但因是“宋刻元明补修本”，所以还是延用宋刻时的“酌”字。

　　而指南车，在宋以前的文献中也叫“司南”，是一种木制的、靠机械结构的运动来固定指向的器物，如果孙机的论点正确，这也就与天然磁性材料指南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