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的300余件文物展示了海昏侯汉墓的考古成果。

　　自从长沙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又陆续发现了一系列重要的汉代墓葬，如徐州龟山汉墓、南京大云山汉墓、临沂铜雀山汉墓、阜阳汝阴侯汉墓、北京老山汉墓、广州南越王汉墓等。进入新世纪，又一座重要的汉代墓葬被发现，这就是南昌海昏候汉墓。

　　2016年3月，《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的300余件文物展示了海昏侯汉墓的考古成果。

　　马王堆汉墓

　　汉代南方和北方的墓葬形制有较大差异。在北方常见空心砖墓、砖室墓、画像石墓及土洞墓，在南方则流行木椁墓。木椁墓是在土坑内用木材筑成长方形、亚字形或方形的椁室，将木棺放置其中，椁室内常放置有随葬品，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就是汉代南方地区典型的木椁墓形制。

　　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候利苍及其家属的墓葬，位于湖南省长沙市的东郊。马王堆是在湘江下游冲积平原中隆起的一片土堆，长约500米，宽约230米，土堆上东西各有一圆而平的土冢，相距20余米，底部相连，远远望去外形很像马的鞍具，所以被当地人称作“马鞍堆”，后被讹传成“马王堆”。

　　1951年，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到长沙进行考古调查，依据考古学知识判断马王堆应该是汉代的墓葬。从1972年到1974年，湖南省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在马王堆发掘出３座西汉墓葬，墓葬的结构宏伟复杂，椁室构筑在墓坑底部，由三椁、三棺及垫木所组成，木棺四周及其上部填有木炭，木炭外又用白膏泥填塞封固。

　　这３座墓葬的形制基本相同，上有高大的封土堆和斜坡墓道，下有墓坑和椁室，有2层木椁以及前、后、左、右4个椁箱。在墓底和椁室周围，都塞满木炭和白膏泥，然后层层填土，夯实封固。其中，1号墓与2号墓并列，封土大致同高，是夫妻合葬异穴墓。

　　1号墓南北长19.5米，东西宽17.8米，深16米，有4层台阶到椁室。密封程度极高，椁室外填塞的木炭有1万多斤，木炭外为白膏泥，厚度达60—130厘米，将整个椁室完全密闭起来。椁室内有4层棺木，第1层是黑漆素棺，第2层是黑地彩绘棺，第3层是朱地彩绘棺，第4层是锦饰内棺。在第4层的锦饰内棺上覆盖着一幅Ｔ形帛画，全长205厘米。帛画的上部为天，右方有一个内有金鸟的太阳和扶桑，树枝间有八个小太阳；左方为月牙，其下有嫦娥奔月，日月之间是人首蛇，在人首蛇的下方对立两个门柱，象征着天门。帛画的中部以一个拄杖侧身而立的老妇为中心，左面二人举案跪迎，右面三侍女相随于后，两只赤斑豹承载着众人站立在平台之上。从这幅帛画所绘的内容来看，象征着引导死者的灵魂升天成仙。1号墓的墓主人为女性，身穿锦衣20层，全身紧紧包裹，上面再覆盖锦袍2件。

　　2号墓南北长11.5米，东西宽8.95米，约与1号墓相距23米。墓室内部正中为椁室，椁室外填满白膏泥和黄膏泥。靠近墓室的一侧，有两座跪姿陶俑，但有残损。由于二号墓在唐代就已经被盗，破坏极为严重，棺椁倒塌，棺椁上层已经腐烂，无法辨别情况，仅底板保存完好，一共4层，可推断其为一椁三棺或二椁二棺结构。墓主人的遗骸散乱不堪，大量文物被毁，不过还是在墓室的泥土中检出了3枚印章，2枚铜印和1枚玉印，玉印阴刻有篆书“利苍”二字，2枚铜印分别刻有“轪侯之印”和“长沙丞相”。

　　3号墓南北长16.3米，东西宽15.45米，与1号墓共用同一个大封土堆。有3层台阶，每层内收1米左右，下方为斗型坑壁，直达墓底。3号墓和1号墓的棺椁都保存相当完整，结构大体一致。棺椁共有二椁三棺，墓底放置有三根垫木。墓底和椁室周围填充有木炭，木炭上方有白膏泥，然后层层填土，夯实封固。在3号墓出土的一件木牍上有“十二年十二月乙巳朔戊辰”等字样，这标志着该墓的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

　　根据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分析，1号墓的墓主为轪侯利苍的妻子辛追，2号墓的墓主为轪侯利苍本人，3号墓的墓主为轪侯利苍的儿子利豨。依据《汉书》记载，公元前193年汉惠帝刘盈分封长沙国丞相利仓为轪侯，封地在轪(今湖北省蕲水县)。

　　马王堆汉墓文物

　　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发掘为研究汉代的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在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极为丰富的随葬品，有漆器、陶器、食品、纺织品、乐器、兵器、木俑、帛书、“遗策”等，其中“遗策”是随葬物品的分类清单，“遗策”的记录和墓葬实际所出大致相同。

　　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约有500余件，是迄今为止在汉代墓葬中出土数量最多和保存程度最好的一批。主要有盒、壶、盘、案、几、耳杯和屏风等，色彩有红色、黑色和灰色、绿色等，纹饰有几何纹、龙凤纹、草纹等。外表光亮如新，足见汉代漆器制造工艺的精湛。

　　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陶器共有51件，主要有鼎、盒、壶、锺、钫、瓿、豆、甑、釜、罐、熏炉等，以泥质灰陶和印纹硬陶为主，大多素面无纹，仅有4件有彩绘图案。制作精细，保存完好，对研究汉代的制陶工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食品种类丰富，品种多样。谷物主要有稻、黍、粟、小麦、大麦、大豆、赤豆等，水果主要有枣、梨、梅、甜瓜、杨梅等，蔬菜主要有葵、姜、藕、芥菜等，药材主要有姜、茅香、桂皮、花椒、辛夷、藁本、杜衡、佩兰、高良姜等，动物主要有猪、家犬、黄牛、绵羊、华南兔、梅花鹿等，鸟类主要有雁、鸭、鹤、鸮、鸳鸯、竹鸡、家鸡、斑鸠、喜鹊、麻雀、环颈雉、火斑鸠等，鱼类主要有鲤鱼、鲫鱼、鳡鱼、鳜鱼、刺鳊、银鲴等。这为研究汉代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纺织品，数量大、品种多、保存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资料。主要有绢、锦、绣、绮、罗沙等品种，有红色、青色、绿色、白色、灰色、棕色、茶褐色、绛红色、黄棕色、浅黄色等颜色。其中，出土的素纱单衣，重量不到1两；出土的绒圈锦，纹饰具有立体效果；出土的印花敷彩纱，是首次发现的古代印花丝织品实物。这证明，纺织品是中国最早发明创造的，汉代在缫纺、印染等方面均取得很高的工艺水平。

　　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乐器有瑟、竽、琴、箫等种类，其中出土的二十五弦瑟，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完整的汉代瑟，也是中国目前出土的时间最早、最为完整的弦乐器。出土的12支一套的竽律，分别标有汉初的音乐律名，为探讨中国早期的音乐律名增添了实物证明。

　　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兵器共有38件，分别是弓、弩、矢、戈、矛、剑。出土的木俑接近300件，其中各类彩绘立俑101件。

　　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思想、天文、医学、地理等各个领域。出土的帛书大部分书写在宽48厘米的整幅帛上，折叠成长方形；少部分书写在宽24厘米的半幅帛上，用木条将其卷起。共有28种，12余万字，除《周易》、《老子》、《战国纵横家书》外，绝大多数是已经散佚的古书。这是继汉代“孔府壁书”、晋代“汲冢竹书”、清代“敦煌藏经洞”经卷文书后，中国古代典籍资料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出土的帛书中还发现了几幅地图，分别是《长沙南部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和园寝图》，这是目前已知的保存时间最早并且具有一定科学水准的大比例实用彩色地图。

　　此外，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为研究古代尸体的保存技术以及古代人体组织学、病理学、古代疾病史和古代医学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

　　海昏侯墓

　　2011年3月，江西省文物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在南昌市新建区的墎墩山，有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盗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1年4月开始对这处古代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经过长达5年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共勘探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约1万平方米，发现了以海昏侯墓为中心的祠堂、寝室、厢房和墓园墙以及道路和排水系统等各类地面建筑基址，整个墓区的面积达到了4.6万平方米。

　　在整个发掘过程中始终以“联合国世界遗产标准”作为指导，共有10余家单位跨学科合作，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全程提取和记录信息，大量使用地球物理探测、GPS定位、电子全站仪布网测控、全球地理信息系统（GIS）记录等科技手段，将考古发掘资料完全信息化，初步建立起海昏侯汉墓遗址的地理信息系统，为未来海昏侯汉墓的保护和展示提供了科学依据。

　　南昌海昏侯汉墓是为数不多的没有遭到盗掘的汉代墓葬，虽然在考古现场发现有盗洞，但是盗墓者却没有能够成功实施盗掘。这是因为在公元318年南昌地区发生大地震，导致墓室坍塌，鄱阳湖的水位上涌，淹没了墓室，使得该墓葬得以从盗墓者手中幸存下来。正是因为墓室内灌满了水，使得微生物和细菌无法顺利生长，各类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腐蚀程度不高。

　　海昏侯汉墓文物

　　南昌海昏侯汉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葬。西汉追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丧葬观念，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在西汉海昏侯汉墓中出土有金器、铁器、玉器、青铜器、漆木器、纺织品、陶瓷器、竹简、木牍等各类珍贵文物1万余件(套)。其中，造型各异的灯具、炉具、席镇等陈设器，形态多样的铜镜、漆奁等梳妆用具，高贵典雅的玉佩饰，种类繁多、纹饰精美的漆木器等，制作工艺精湛，充满审美情趣。不仅印证了汉代的厚葬之风，而且为认识那个时代的生活习俗提供了重要依据。

　　南昌海昏侯汉墓是迄今为止发现出土文物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工艺水平最高的汉代墓葬，共计清理出土了各类文物1万余件。其中，整套的乐器，包括两架编钟、一架编磬、琴、瑟、排箫、笙和众多的伎乐俑，形象再现了西汉列侯的用乐制度。用20匹真马陪葬的5辆马车，为西汉列侯的车舆制度做出了全新的诠释。10余吨近200万枚的西汉五铢钱，展现了西汉贵族的奢侈豪华的生活。大量工艺精湛的玉器、错金银、包金、鎏金铜器，图案精美的漆器，显示出汉代高超的手工业制作工艺水平。内容丰富的逾万枚竹简和两百余片木牍，揭示了汉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些均是汉代考古发掘中的文物珍品，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于汉代社会生活的传统认识。

　　此外，还出土了不少首次出现的文物，如推测为蒸馏器的文物，其内部所残留的物质经过检验大部分为芋头，如果这件文物真的是酿酒之用，那么中国酿造白酒的历史将提早1000多年。

　　南昌海昏侯汉墓是长江以南地区第一次发现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汉代墓葬，在车马坑内出土了实用高等级马车5辆，马匹20匹，错金银装饰的精美铜车马器3000余件。在车马坑内出土有雕刻精美、纹饰鎏金、青铜错银的车马器，这与文献记载“龙首衔轭”的“王青盖车”类似，为我们了解汉代列侯的出行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虽然真车马陪葬坑在汉代的北方墓葬中发现较多，但在长江以南地区却是第一次发现。

　　在南昌海昏侯汉墓出土了大量钱币，其中最具有价值的是金器，共出土378枚，总重量78公斤，其中金饼285枚，马蹄金48枚，麟趾金25枚，金板20块，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国汉墓考古发现金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一次。值得注意地是，金饼上的墨书，为我们从侧面展现了西汉的酎金制度。马蹄金与麟趾金内嵌琉璃，并写有“上”、“中”、“下”等文字，这为研究西汉的货币制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在南昌海昏侯汉墓出土有一组漆器屏风，上面有孔子生平的文字以及孔子画像，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孔子画像。这组屏风上明确写着孔子“字中（仲）尼，姓孔，子氏”，将孔子的“姓”、“氏”、“字”完整地记录下来。这组屏风的第二列文字是“鲁昭公六年，孔子盖卅矣”，明确了孔子三十岁时的准确纪年，由这一时间节点可以推算出孔子的出生时间为鲁襄公七年（公元前566年）。这组屏风上记载的孔子出生时间比《春秋公羊传》和《春秋榖梁传》记载的早了十四年、比《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的孔子早了十五年。这组屏风的面板由漆板和铜板构成，这种制作工艺在汉代考古中首次发现。

　　在南昌海昏侯汉墓出土有大量带有铭文的器物，这些铭文中记载的工匠名称、编号等内容，对于研究汉代的手工业管理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南昌海昏侯汉墓出土有逾万枚竹简和两百余片木牍，这是我国简牍研究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经过初步整理，竹简和木牍的内容主要包括签牌、奏牍、医书、食谱、悼亡赋，以及《论语》、《易经》、《礼记》等古代典籍，这对于研究汉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根据海昏侯汉墓出土文物的分析，可以确定墓主是汉武帝刘彻的孙子、汉昭帝刘弗陵的侄子、汉宣帝刘询的叔叔海昏侯刘贺。公元前63年汉宣帝刘询分封刘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封地在豫章郡海昏县（今江西省南昌市）。

　　据《汉书》记载，刘贺因为“荒淫迷惑，失帝王礼仪，乱汉制度”，而被以霍光为首的西汉群臣废黜。但是，在海昏侯汉墓中出土的编钟、琴、瑟、排箫等礼乐用器；绘有孔子像及孔子生平的漆质屏风；各式漆砚、墨及近万枚竹简；漆木围棋盘以及西周青铜提梁卣、东周青铜缶等文物，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与历史记载完全不一样的刘贺。

　　汉代推崇厚葬，强调“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所以在汉代的墓葬中有着丰厚的随葬品。但是，从东汉末年起，汉代墓葬大多遭到盗掘，魏武帝曹操甚至设置“摸金校尉”一职专司盗墓。长沙马王堆汉墓和南昌海昏侯汉墓是为数不多的没有遭到历代盗墓者破坏的汉代墓葬，保存基本完好，从中出土的随葬品改变了我们对汉代社会生活的认识，尤其是竹简、木牍、帛书的出土，对于古籍版本的校勘和研究，以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开拓出全新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