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7年，是一代艺术大师吴昌硕先生（1844-1927）逝世90周年，艺术界举办了多种活动纪念他。

　　2017年初上海近百名政协委员为“上海吴昌硕纪念馆”选址联名提案，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上海吴昌硕纪念馆1994年成立于浦东新区川沙镇，2010年临时租借入驻陆家嘴，后因租约问题，被租借至浦东新区金桥镇一带。该处交通不便，也无法满足展览和参观的需求）。接着是8月份，《吴昌硕印存精粹》出版，继而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馆藏特展，吴昌硕的作品入列，一时观者如堵。

吴昌硕

　　回看百年中国画坛，吴昌硕以极高的艺术成就，享有声名。吴昌硕是我国近代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艺术大师，也是海派开宗立派的巨擘。吴昌硕曾说：“人说我善作画,其实我的书法比画好,而我的篆刻更胜于书法”。

　　吴昌硕早年并非一帆风顺，青少年时代曾历尽饥寒，但他对艺术的追求却从未停止，直到晚年，诗书画印方面的学识才厚积薄发，其字“昌硕”正是晚年才使用。在早期颠沛流离时，吴昌硕以治印为生，他为自己取了很多别号，比如缶庐、缶道人、苦铁、破荷亭长等，晚年更是有老缶、缶翁以及大聋等雅号。

　　有人说吴昌硕就像“缶”一样，能容纳很多东西，把多种艺术的精华兼容并蓄，终成为一代大师。

　　本期，一起来看“缶老”吴昌硕不平凡的一生。

　　1844年，吴昌硕出生于浙江安吉县鄣吴村。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诗人，吴昌硕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写诗。父亲还有一个爱好，说得俗一点就是喜欢篆刻，说得雅一点儿就是有金石之好。吴昌硕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玩，也捧着刻刀跟在父亲屁股后面学。

　　上私塾的时候，刻刀与石头是吴昌硕最喜欢的玩具，他随身携带，片刻不离。可毕竟是一个小顽童，刀无好刀，是用大铁钉改磨而成；石无好石，有时是去河里挑选的，有时是用随手可得的古砖。

　　除了刻石头，吴昌硕没有别的爱好，天天躲在家里，终日与石为伴，同乡发小都取笑他像个姑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乡阿姐”。吴昌硕也确有名士风范，晚年为自己刻了一枚闲章“小名乡阿姐”。

　　14岁那年冬天，因为天气冷，手指僵硬，刻石时一不小心，刻刀深深切入了左手无名指，顿时血流如注。僻乡远村，医药不济，不但指甲脱落，手指也烂了半截，幸好没得破伤风，捡了一条命。

　　他自己后来回忆说：“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

　　吴昌硕生逢乱世，过早地领略了人间悲苦。

　　当时，太平天国崛起，江南陷入战乱之中。清军“江南大营”包围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后，太平军将领在安徽芜湖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围魏救赵”。1860年，李秀成等人率兵攻克广德、宁国后，兵锋直指浙江西北部的长兴、安吉、孝丰三县，其最终目的是掳掠清兵防守空虚的湖杭等地，迫使清军分兵，以解天京之围。而吴昌硕的家乡，就在安吉县的鄣吴村。

　　在安吉，太平军与清兵和当地民团展开拉锯战，战况惨烈，当地民众死伤无数，吴昌硕一家亦未幸免。

吴昌硕岁朝清供图1908年作收录于《浙江四大家》（西泠印社出版社）

　　吴昌硕十七岁那年，跟着家人避乱于荒山野岭之中，弟死于疫，妹死于饥。18岁那年三月，吴昌硕元配章氏未及成婚便病殁。是年立秋日，母亲万氏又病殁。不久，吴昌硕与家人在逃难中失散，举目无亲，身边只带着几册书籍，时常以野菜和树皮草根充饥。

　　在如此险恶困苦的环境中，吴昌硕犹不忘读书、治印，19岁那年，偶得嘉庆本《高厚蒙求》一册，高兴之余，治印一方，盖于书中，以资纪念。

　　21岁时，吴昌硕考中秀才，但于学业方面，再无寸进。此时的吴昌硕，为了生计，走上了坐馆教书、刻印卖字的谋生道路。

　　29岁那年，吴昌硕在安吉城内与吴兴施酒（季仙）结婚，婚后不久，为了谋生，也为了寻师访友，求得艺术上更深的造诣，吴昌硕经常外出谋生。31岁以后，他移居苏州，广交各界英才，大开眼界之余，经济状况相较从前，稍有好转，但仍未彻底改善。

　　苦于前路迷茫，吴昌硕经常借画中题跋或者题诗来表达内心的忧郁。年轻时，吴昌硕即为自己取号“印丐”，聊以自嘲，还刻成自用印，时时警醒自己。

　　由于家境窘迫，吴昌硕四处奔波，不但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他还常陷于躲避索债的窘境。38岁重阳节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辛巳重阳》，诗中所述，就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诗中他写道“去岁逃索债，今岁思莼鲈”，也就是说，上一年逃债，以至于不能回家，今年同样孤身在外，所以特别思念家乡。

　　诗中，他强烈的思乡情绪不加掩饰，“吾欲归家园，读书事耕稼，生计亦何疏，破屋荒山下。”

　　前路茫茫，似乎以自己的能力没有逆转的可能，只能寄由天命，“人生事由天，奚须常苦颜！酤酒篷背坐，醉看溪南山。”吴昌硕感到百无一用，只能沽酒买醉，遥看南山。同样是这一年，吴昌硕写了一首《别芜园》，在诗中他叹息道：“读书愧未成，好古竟何取？男儿好身手，何不拔剑舞？区区谋一饱，坐受众人辱”。

　　“坐受众人辱”一句，道出人生的无尽辛酸。此时的吴昌硕治印颇有心得，也能得人赏识，但大体上还是看人脸色行事，“众人辱”，说明被歧视的遭遇是非常广泛的，内心所受打击，恐非一般人所能知。

　　据吴昌硕的弟子王个簃说，39岁时，“友人替他纳粟捐个小官——佐贰”，虽然是底层吏员，但也有了一份俸禄，一家人有了稳定的收入。

　　这段小吏经历，于吴昌硕而言，同样是不堪回首，他曾经作诗自嘲：“达官处堂皇，小吏走炎暑。束带趋辕门，三伏汗如雨。传呼乃敢入，心气先慑沮。问言见何事，欲答防龃龉。自知酸寒态，恐触大府怒。怵惕强支吾，垂手身伛偻。朝食嗟未饱，卓卓日当午。中年类衰老，腰脚苦酸楚。”

　　当小吏时的吴昌硕，内心无疑是极其分裂的。

　　作为一个艺术家，他需要有一种超越的心态，远避俗世，在艺术的世界里手追心摹，建构自己的审美体系。但现实却是，他不得不像其他普通吏员一样，在上官面前“垂手身伛偻”，整天站立伺候上官，不得休息，因而“腰脚苦酸楚”。

　　师友任伯年曾经为他画了一幅画，题署《酸寒尉像》，画中的吴昌硕眉目传神，一副落魄不羁的样子。师友杨岘在画旁作了长篇题识，其中一句真切地描述了吴昌硕当时的心理状态：“老失老矣筋力衰，丑态向人苦遭弃。”

　　吴昌硕自己也颇为感慨，写下了一首自传性的长诗，诗中说“胡为二十载，日被饥来驱。”表明他的生活状况一直不大好，虽然未必如诗中所言，每天都被饥饿追赶，但内心为生计所苦的焦虑，应该非常真实。

　　在诗中，吴昌硕说自己“生计仗笔砚，久久贫向隅。”在最困难的时光里，吴家的生活与普通贫民并无区别：“我母咬菜根，弄孙堂上娱。我妻炊扊扅，瓮中无斗糈。”面对这一切，吴昌硕也只能以悲伤的态度接受，“魑魅喜弄人，郁郁悲脏腑。”

　　眼看将届知天命之年，仍然一事无成，“频岁涉江海，面目风尘枯。”他无可奈何，也只好与好友酒中买醉，“权作醉尉看，持杯相尔汝。”

 

吴昌硕篆书七言：漫写来禽方永日，好逢走马出平原。浙江省博物馆藏。

　　任安东县令一月便遭免职

　　42岁的时候，吴昌硕在一枚印章的边款上，刻字感慨，愧悔自己“功名未成”。虽然他以售印为生，但一直怀有仕进之心，总是不忘功名。

　　吴昌硕45岁那年除夕，在上海孤身守岁，并作《岁朝图》一张，在题跋中如是说：“己丑除夕，闭门守岁，呵冻作画自娱……予穷居海上，一官如虱。”

　　1899年11月，命运的转折点终于来临，据崔建明先生考证：吴昌硕56岁时经丁葆元（又说为端方）举荐为江苏安东（今涟水）县令。吴昌硕一上任即在县衙前凿深井一口，解决了当地居民的饮水之难。安东位于淮河地区，土地盐碱度极高，居民饱受咸水之苦，他动用“公款”凿井惹怒权贵，因此上任一月便遭免职，吴昌硕遂刻“一月安东令”之印以作纪念。

　　有意思的是，坊间对于吴昌硕离任县令一事，均以“无意官场，不善逢迎”为来解释，吴昌硕为吏十余载，虽苦闷懊恼，却没有离职，当上县令了忽然“无意官场”，并不太符合他的人生逻辑。以他为吏数年的经历，混迹官场并非什么难题，所以，“无意官场”这样的理由，难以成立。

　　以坊间“无意官场”的逻辑，吴昌硕的这个行为似乎与东晋时期的陶渊明类似。陶渊明之所以不为督邮折腰，不事权贵的性格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他的祖父陶侃，曾是东晋权倾一时的大人物，曾经有意问鼎皇位。东晋重门阀，陶渊明是权贵之后，又是一时名士，小小督邮也想折辱于他，他当然不会买账。陶渊明说自己“不为五斗米折腰”，只是名士的借口。但吴昌硕以小吏升县官，与陶渊明弃官之举，没有可比性。不过，这并不影响吴昌硕自比于陶渊明，离任之后，吴昌硕刻下“一月安东令”、“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等印。

　　1890年，46岁的吴昌硕结识时任河道总督的吴大澂，甚得吴大澂器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初战失利后，清政府令湘军旧将吴大澂北上督师御敌。

　　吴大澂上奏朝廷，延请吴昌硕入其幕府“赞画军事”。虽然只是军中文职，却也为吴昌硕打开了一条狭窄的仕途通道。

　　内心中，吴昌硕抱有阵前建功的梦想，并在一首诗中以淝水之战中大破敌军的谢安来比拟吴大澂，而以投笔从戎的班超自况。

　　众所周知，清兵在甲午海战中战败，吴大澂被革职。吴昌硕因为仅仅是“赞画军事”，并未受到波及。

　　60岁时，吴昌硕便耳聋，治有一印，“吴昌硕大聋”，还刻了一方闲印“听有声之音者，聋！”有研究者认为吴昌硕60岁耳聋，大约是参加甲午之战时，耳朵被大炮震伤所致，但这也只是猜测，并无实据。

吴昌硕印：大聋

　　“三十学诗五十学画”

　　喜金石之道，不但浪费时间，亦耗散金钱，似乎不是耕读之家的正道，因此在专事篆刻之余，吴昌硕还勤奋学诗。

　　吴昌硕自称“三十始学诗，五十始学画”。此语有自谦之嫌，事实上，他的文学积累与诗歌训练都要更早一些，但偶有诗成，也只是习作而已，算不上真正的诗。

　　26岁时，他负笈杭州诂经精舍（清代著名书院），拜当地大儒俞樾为师，学习小学及辞章。

　　俞樾是清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按照当时的习惯，人称其为“俞翰林”。从其学者甚多，在当时号称“门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

　　俞樾是清末著名学者，同时又是文学家和书法家，吴昌硕穷蹇困顿，仍然矢志于学，且想办法跟随名师大儒，这份凌云之志，远远超越了同代其他书画家，因此，吴昌硕以高年一飞冲天，绝对不是幸运这两个字所能涵盖的。

　　30岁时，吴昌硕再赴杭州，投身诂经精舍。

　　居杭求学谋教的这段时期，对于吴昌硕的艺术生涯非常重要。跟随名师，他得以学业精进；遍览名帖，他得以上追先贤；结交名士，他得以进入苏沪两地的顶级书画艺术社交圈。

　　当时，许多名士居苏州。比如前苏州知府吴云的居所，与俞樾家仅距百米之遥，二人晚年均闲居在家，含饴弄孙，谈文论艺，情谊甚笃。吴云在其七十大寿时，俞樾写了一联祝贺，联中自称两人为“二闲人”。

　　得俞樾先生亲炙，吴昌硕虽然位卑穷蹇，但诗艺有了长足的进步。34岁的时候，第一部诗集《红木瓜馆初草》辑成，存诗60多首。

　　37岁那年，吴昌硕到吴云的家里，给吴云的孙子当塾师，与吴云的关系更加密切，吴昌硕得吴云的教诲亦多，他的印谱《篆云楼印存》，经由吴云删削，更名《削觚庐印存》。吴昌硕在这本印谱中写道，与吴云“情甚笃。”在吴家，他得以“纵观法物、古书，摹印作篆，觉有寸进。”

　　正因为有大儒为师友，加上自己勤奋苦学，在写诗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信。对于自己的诗学成就，他颇为自得。43岁时，写了一首《赠内》诗，送给自己的老婆，自夸道：“平居数长物，夫婿是诗人”。

　　在姑苏期间，吴昌硕的另一大收获，是结识了杨岘。吴昌硕几次三番欲师之，但杨岘力拒，二人以兄弟相称。

　　杨岘曾为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出任过常州、松江知府，名重一时，其隶书也独步海内。吴昌硕的《削觚庐印谱》刊行，杨岘帮他写了许多题跋，有了这些名士硕儒的“加持”，吴昌硕在士人群里日益获得尊重。

　　关于吴昌硕师从任伯年的故事，坊间流传的版本源出于吴昌硕的儿子吴东迈，他说吴昌硕喜爱画画，但苦无师承，后经友人高邕之介绍，认识了任伯年。任伯年也频有画声，且授徒有方，让吴昌硕随手涂抹，即看出他的绘画潜质，给了吴昌硕一些梅竹稿让其临摹，并对他说：“你是能书的，不妨以篆隶写花，草书作干，变化贯通，不难得其奥诀。”

任伯年为吴昌硕画的《酸寒尉像》，浙江省博物馆藏。

　　除了跟从任伯年学画，吴昌硕自己还师法古人，经常观摩古画，从中悟出属于自己的心法。

　　在与顾麟士的通信中，他自称“弟画无师承，且有粗犷之气，欺东人而已，良用深媿（愧），望时时有以教之。”

　　有时，他人求画，盛情难却，吴昌硕也会请别人代为画一部分，自己再补一部分，共同完成一幅画作。在给顾麟士的另一封信中，他写道：“前松江府陈太遵命作《峰泖宦隐图》，弟告以不能画山水，而太尊必强之，不得已，求兄起一草稿，弟当依样图之，然只须粗疏笔法，若细腻者，弟又不能学步矣。”

　　吴昌硕对任伯年非常敬佩，曾说“伯年先生画名满天下，予曾亲见其作画，落笔如飞，神在个中，亟学之，已失真意。难矣！”他对任伯年的敬爱之情，溢于言表。

吴昌硕印：安吉吴俊章

　　晚年成大器东瀛传威名

　　吴昌硕走上人生巅峰是在晚年。吴昌硕墓志铭里，友人这样描述他的晚年境况：“晚岁转客沪上，艺益进，名益高。日本人士争宝其所制，挹其风操，至范金铸像投置孤山石窟，为游观胜处。前此遇中国名辈所未有也。”

　　1913年，70岁的吴昌硕在上海刻下“缶翁”“无须吴”“七十老翁”等印。这年重阳节，西泠印社经十年准备，订立社约，正式成立，大家公推吴昌硕为第一任社长。1914年9月，由日本友人白石六三郎发起，在六三园剪淞楼上为吴昌硕举办首次个人篆印书画展。上海商务印书馆也辑集了吴昌硕所作花卉20幅，编印《吴昌硕吴昌硕花卉画册》出版。这一年，新成立的上海书画协会，亦公推吴昌硕为会长。

　　吴昌硕一时成为海上画家的代表人物。当时，吴昌硕收有多名日本学生，他们不遗余力地在日本宣传吴昌硕的印、书、画，吴昌硕独创的以上古鼎拓为底，上面插绘花卉图案的绘画新样式，古意盎然，在日本受到广泛追捧。

　　吴昌硕77岁那年，日本东京文求堂出版《吴昌硕画谱》，随即在日本长崎首次展出吴昌硕书画，长崎双树园刊行《吴昌硕画帖》。

　　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非常崇拜吴昌硕，造吴昌硕半身铜像并转赠西泠印社，成为当时上海书画界的头号新闻，吴昌硕一时风头无两，成为海内第一画家。

　　随着吴昌硕成为中国画界的高峰，日本东京致敬堂出版了《吴昌硕书画谱》，大阪也举办了吴昌硕书画展，吴昌硕以“书、画、印、诗”四绝的大师风采，在大阪的高岛屋得到隆重推介，吴昌硕书画风靡扶桑，许多日本艺术爱好者纷纷仿效吴昌硕。在日本的知名拍卖行里，吴昌硕作品成为最受追捧的艺术品。

　　吴昌硕在画坛的地位，登上顶峰。

　　值得一提的是，在吴昌硕“暴红”东亚的时候，齐白石正处于艺术的苦闷期。齐白石后来委托胡鄂公（1884—1951，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之一，与齐白石是挚友）请吴昌硕为他写“润格”。“润格”，就是画的价格，可以自订，也可以由艺术界前辈耋老来代订。齐白石当时尚属不知名画家，而吴昌硕声名正隆，被日本画界誉为“嘉道一人”。因此，求请吴昌硕写“润格”，除了有熟人相托、奉上润笔之资而外，求请之人还要写封信，表明自己的心迹。

　　据说，齐白石奉上一首诗：“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吴昌硕的号）衰年别有才。我欲门下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诗意诚恳，打动了吴昌硕，吴昌硕亲撰“润格”，并写下了几句颇含嘉许之意的话，大意是齐白石于京城画声隆显，求画者络绎不绝。而事实上，齐白石方到京城，画风与京城流行样式大为不同，门可罗雀。

　　吴昌硕为齐白石订出的润格不低：4尺12元，5尺18元，六尺24元，8尺30元，册页折扇每件6元。虽然这个价格连同期吴昌硕润格的一半不到，但已经大大地抬升了齐白石的画价。

　　1922年，经陈师曾推广运作，齐白石的画作在日本突然受到追捧，不仅画价大大提升，卖画的盛况真的像吴昌硕所说的那样“求者踵相接，更觉手挥不暇”。1931年齐白石自订润格，花卉作品4尺20元，8尺72元，扇面2尺10元，仍只及吴昌硕1922年润格的一半多一点。

　　

　　1924年左右，齐白石在北京红透半边天，吴昌硕听闻后，传出一句“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齐白石于是治印一方“老夫也在皮毛类”，意在自嘲。其实，这是石涛诗中的一句，其原诗为：“书画名传品类高，先生高出众皮毛。老夫也在皮毛类，一笑题成迅彩毫。”

　　齐白石对石涛顶礼膜拜，也写过一首和诗： “三丈芭蕉一万株，人间此景却非无。立身误堕皮毛类，恨不移家老读书。”当然，齐白石此印或许有他意，也未可知。

　　齐白石成名后，不再提与吴昌硕的画学渊源。晚年在他的自传里，只说陈师曾“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变通画法，这话正合我意，自创红花墨叶一派。”而对于陈师曾劝他改学吴昌硕风格、开辟自己的新风格之语，就绝口不提了（齐白石的红花墨叶正是学的吴昌硕）。

　　尽管如此，齐白石对吴昌硕仍然未失尊敬，据说他晚年曾私下对老友胡佩衡说，自己在绘画上的成就无法超越吴昌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