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起来奔新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我克服了很多困难，才开创了自己的新生活。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新社会里相声向何处去。相声在新社会里有没有前途？新相声不容易写。不像京韵大鼓尽唱忠臣孝子、义士节妇之类的东西。当时前门箭楼上开辟了一个曲艺演出场所，演出节目中就取消了相声。相声处于绝境。面临这种情况，相声界非常紧张，怎么办呢?难道新曲艺就没有相声了吗?我们今后怎么活下去呢?这怎么行呀？

　　我当时不相信相声不能为新中国服务，我自己创作了《婚姻与迷信》、《一贯道》两个段子，证明相声是可以为新中国服务的。我想只要写出符合新社会需要的相声段子，群众拥护它，它是能够站得住的。我写的这两个段子，最初是在西单游艺社演出。这两个段子一出来，我就发现它站得住。尽管它还不够成熟。今天回过头看看，也许它是新中国最早的新相声吧!后来我们挪到前门外鲜鱼口迎秋茶社演出。我发现光是少数人搞新相声是不够的，人要愈多愈好。这时候孙玉奎、刘德智、罗荣寿等几个同志和我商量，怎么把北京的相声艺人团结在一起，大家来搞相声改革，我们需要一个组织。哪个节目能演，哪个节目不能演，要有人领导大伙儿来评定，大伙儿真正发挥“臭皮匠”和“诸葛亮”的作用，把旧节目改好，去掉旧相声中不健康的东西，使相声事业发展起来。

　　于是我们决定建立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我们向市政府文艺处申请，于1950年1月19日正式建立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由孙玉奎、罗荣寿、刘德智、侯宝林等11人为发起人。相声改进小组旨在改革旧相声、创作新相声，推进相声工作。通过一段工作，我们把真正的相声艺人组织起来了(临时干几天的不算)。

　　改进小组像个相声学校

　　组织起来以后怎么办?如果还像过去一样，你在天桥，我在东西两庙；你在朝阳门，我在西安门；你在台上，我在地上，这不行，我们的相声还是不能改进。我想了一个办法，把大家组织到一块儿。我们在大李纱帽胡同租了一个场子，大约能坐二百人，名叫新华游艺社。我们在那儿边改进边演出，我原来在迎秋茶社演出，每月可以挣二百元钱。这样，我就辞去了那儿的演出任务，参加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的演出。我跟大伙儿一样，挣零打钱。所谓“零打钱”，就是每说完一段，跟大家要钱。每天挣来的钱每天分，或者三天一分。我们的相声节目演出时，每天有人负责监听，哪句不合适，哪段不合适，哪个情节不合适。怎么改，大家研究。共产党领导的天下是劳动人民的天下，我们决不让有损劳动人民形象的相声节目出现在舞台上。

　　我们这样做以后，群众立刻拥护我们，新华游艺社的观众拥挤得很，他们觉得高兴。花几个钱能听那么多的相声，过去侯宝林在剧场里一场只演一次，现在在这儿一晚上能听到两次，这多好!给钱的时候，我们是零打钱，拿着笸箩跟人家要钱，你给一分也好，给五分也好，给多少，我们都说：“谢谢您，谢谢您。”真有听一段相声给几角的。那阵剧场卖票才卖四五角钱一张。迎秋茶社的票卖五六角一张。我们组织起来以后，一人一次也能分几元钱，生活可以维持了。相声改进小组一直保持到1952年，由于演员参加北京市曲艺工作团，才解散。

　　我们是个群众组织，经济上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们团结了相声艺人，解决了大家的生活问题。到后来，我们还发展到招收学员。我们招收了七八个学生，都是艺人子弟，由我们管吃管住。我们也聘请了一些年老有病的老艺人，请他们教学生以及那些已经说了相声但是技术还不过硬的同志。老艺人照样拿份儿，但不上台，只管教就行。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人是主角。我们努力演出，挣钱来维持这个组织。实际上，相声改进小组后期有点像个相声学校的样子。

　　相声改进小组从开头到结尾。没有跟政府要过一分钱。它改革了旧相声，净化了相声，普及了相声，发展了相声事业，它在相声史上是有贡献的。

　　四场演出一炮红

　　在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成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有件事是难忘的。它使我们的相声事业在困难处境中迈出了新的一步，打开了局面，获得了新生。

　　新华游艺社一开始生意不错。大家能分到一些钱。时间一长，不行了，听众少了，给的钱也少了。我一天只能分到八角钱，我从西城跑到南城说一天相声，这钱只够我吃一顿饭。大家不安起来，都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我说：“沉住气，有办法。”我又说，愿意跟着相声改进小组一起走的人，咱们一起干；实在不想留的话，您就请便。没有人愿意离开相声改进小组。说句老实话，离开相声改进小组去单干，不好办，你说相声时还使用那些不健康的语言，观众不答应，会把你送到派出所去。只有和相声改进小组在一起，改革相声，使用健康的语言，才有前途。

　　我那时精力旺盛，我想为相声事业找条出路。我开了个节目单，人名儿，节目名儿，都有了。我首先来到长安戏院，找到管业务的人。我说：“给我们两天日子，搞两场相声大会。”

　　那时戏院对待剧团有两个方案：其一你这剧团业务软，他就不跟你劈账，他跟你要租金。这场子租给你，要三百元的租金。你卖八个人他也不管。其二你这个剧团的演员有号召力，他就跟你劈账。戏院知道我们有号召力，最后决定还是劈账，同意我们卖八角的票价。

　　糟糕的是，那时候正是夏天雨季。星期五这一天，从天亮就下起雨来，而且下的是瓢泼大雨，这暴雨一直下到下午两点才停，我坐立不安，晚上相声演出能卖出多少座儿呢?我不知道。耗到三点多钟，我出门去。那时候，我家住在绒线胡同西口，离长安戏院很近，走着、走着，来到了长安戏院。我直奔票房那个小窗户，去看票图上卖了多少座儿。我一看，心里有底了，卖了五成座儿，都是前边八角票价的，我的心踏实下来了。等我从长安戏院出来，刚下台阶儿，看见罗荣寿从西边过来，两眼发直。我在台阶底下，他走到我跟前才瞧见我，说：“喔，您也来了!”我让他估计估计今晚形势怎么样?他说：“现在起码有半座儿，您估计呢?”我说：“只要从现在起不下雨，晚上包你满座儿。要再下，下小雨，不是暴雨，包你七成座儿。”那天果然没有再下雨。到开场时，满座了。

　　星期五满座，星期六更没有问题。两天演完之后，我就到吉祥戏院，跟他们要两天园子.我们到东城再演两场，日期是星期二、星期三，也卖了两场满座。这四场下来，大家一分钱，腰板都挺起来。我说：“所以我跟大家说过，我们要沉住气，有办法。这就是我们的办法。”确实从那以后，新相声就打开了局面，我们到处演出，卖座率不低。很多晚会演出需要相声节目，都来找相声改进小组，由我组织统一安排。大家情绪很高，演新相声的劲头更大了。

　　给毛主席说相声

　　在我们困难的日子里，中央领导同志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我们经常给中央领导同志去说相声。我们这时还是边演出边改进，中央领导同志差不多都听过我们演出的相声，这本身就是对相声艺术的提倡和支持，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毛泽东喜欢听相声，这对相声更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

　　1949年北京刚解放，我给毛主席第一次说相声，就发现他很爱听相声。后来，又一次我给他说相声时，我从后台看见他老人家坐在藤椅上，手臂上挽着件雨衣。前边的节目演完，毛主席站起来想走了，但当他看到我和郭启儒出场时(当时没有报幕员)，就挽着雨衣又坐下了，这对我是莫大的鼓舞。有时，我在小范围里也给毛主席说相声。

　　我给毛主席一共说过一百五十多段相声，我在说唱团只说过一百段左右。有些段子在外边已经不说了，像《字像》这个段子，需要白沙撒字，在舞台上由于不具备条件，说起来很困难。但是我给毛主席就可以说了。我们坐在地板上，地板很干净，我们就边写边说。有些段子在外边该不该演，能不能说在拿不准的情况下，我们也给毛泽东说。所以毛泽东听我说相声听得最多。我觉得毛泽东最喜欢的段子是《关公战秦琼》，因为这个段子他点过，当场要求重演。别的段子像《戏剧杂谈》、《戏剧与方言》、《改行》等，我们都给毛泽东重演过。惟独《关公战秦琼》这段子，我们刚说完，毛泽东说：“再说一次。”他喜欢听《关公战秦琼》。

　　毛泽东喜欢听相声，我们又在他的指引下力求说好相声。我们从毛泽东著作中学习他老人家使用语言的方法。毛泽东非常讲究语言艺术，他使用语言可贵之处就在于变化。比如一句俏皮话，过去是这样说的：“老太太的裹脚条子——又臭又长。”这句话的打击面太大了，把所有老太太都得罪了。毛主席就把这话改为：“懒婆娘的裹脚条子——又臭又长。”前边加一个“懒”字，就给“又臭又长”定了性。还有一个成语，叫“揠苗助长”。这个“揠”(音ya，讶)字很多人不认识，念成“晏苗助长”。毛泽东把它改成“拔苗助长”，我们一听就懂了。我们学习毛泽东这种使用语言的方法，在相声中学着改些词句。再有，毛泽东著作中有很多讽刺语言，“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把那些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刻画得淋漓尽致。我们的相声艺术也学习毛泽东的讽刺语言，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进行了正确的讽刺。相声是离不开讽刺的。

　　摘自《一户侯说——侯宝林自传和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