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燕姿受英文学校教育长大，她唱华语歌，最早的影响来自家人。2016年，孙燕姿翻唱了“新谣”代表人物梁文福的名曲《童谣1987》。（纪录片剧组供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月12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孙燕姿、林俊杰：我们唱着的歌 被语言政策影响的新加坡》）

　　1979年，英语成为新加坡学校中的第一语言。华语歌却因此更受欢迎。

　　学生们用英文思考、说话，却喜欢唱港台歌曲、追捧周华健，爱看华文电视节目。

　　“新谣”由此崛起，并影响着新加坡乐坛。

　　新加坡歌手向洋15岁开始唱歌，唱了十年英文歌。为了参加《中国新歌声》，向洋开始学中文。2016年，向洋最终获得“新歌声”总决赛亚军。在台上，熟练地演唱了三首中文歌：《城里的月光》《双截棍》《最长的电影》。后来回新加坡接受采访，向洋说：“我要努力把中文学好。”

　　2017年1月，向洋被委任为新加坡华文学习形象大使，到圣玛格烈中学与师生交流。他的中文依然不是很好，在玩猜词游戏时，甚至猜不出新加坡标志的中文——鱼尾狮。

　　向洋的前辈——新加坡歌手孙燕姿和林俊杰的中文水平，曾与向洋相差无几。他们受英文教育长大，十几岁时才开始学习中文歌曲，最终得以在华语乐坛走红。

　　2016年12月，新加坡纪录片《我们唱着的歌》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展映，片中的故事，就从孙燕姿、林俊杰、巫启贤们说起。

　　新加坡导演邓宝翠从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入手，追溯了被李光耀称之为“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语言试验之一”的新加坡“双语教育改革”，以及由此激发的“新谣”运动。

    “在流行文化里保留了中文”

　　1979年3月，新加坡大学华文教员冯焕好接到通知，即日起推行“双语教育”，高一数学、科学、经济、地理等课程改用英文教授，取消华文理解写作课程。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老师和学生们都面面相觑，惊慌失措。”当天，冯焕好给高一学生上了最后一堂写作课，教的是都德的《最后一课》。

　　多年后，冯焕好升任华文教学改革委员会委员，李光耀出版回忆录时，这段往事被他撰述成文，收入回忆录附录。

　　要在教育上彻底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把华语作为第二语言，这对华人占70%的新加坡是个巨大考验。晚年的李光耀曾回忆说，这一政策是他“这么多年政治生涯中推行得最艰难的政策”，是“一生的挑战”。

　　李光耀想到斯里兰卡的教训。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和淡米尔人过去都以英文作为共同语，后来，由于占人口80%的僧伽罗人语言成为官方语言，淡米尔人被排挤，斯里兰卡从此陷入长期动乱——李光耀担心新加坡华人重蹈僧伽罗人覆辙。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数周，政府便确定英语为工作语言。李光耀判断：“我们作为依靠国际贸易的国家，只有加强学习英语，才有好日子过。”

　　新的“双语教育”政策推广后，全国的小学教学70%的时间用英语，中学教学80%的时间用英语，大学教学100%用英语。

　　这使得当时的新加坡高中生、后来的华语歌手巫启贤上课如听天书。他索性每天逃课，躲到学校食堂里写华文歌曲，自弹自唱。

　　当时，大量的港台歌曲涌入新加坡，新加坡学生熟悉的歌手，包括香港的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台湾的苏芮、李茂山。不过，他们更喜欢文绉绉的、词汇艰深的歌词——巫启贤所继承的校园歌曲风格，起源于南洋大学华文文学社的现代诗歌，正是“文绉绉”的。巫启贤因此在校园初露头角。

　　与此同时，一些从南洋大学毕业的华人学生，也进入媒体和学校工作。他们在1980年代举办了各种华语写作比赛和文艺比赛，请来港台作家颁奖。他们将巫启贤等人创作的这类新加坡校园远创歌曲，统称为“新（新加坡）谣”。

　　纪录片导演邓宝翠比巫启贤小11岁，她上学时，华文课本“越来越薄”，她和同学们都爱听新谣，抄歌词：“很多人是通过抄歌词来学中文。‘邂逅’‘彳亍’这些字，那时觉得很艰深。青少年是你最敏感的时候，你越来越发现里面有美的价值，就崇尚了。”

　　上完课，邓宝翠和同学聚在一起，男生弹木吉他，女生唱歌。“在那个吸收力很强的年龄，你能学到很多，我们就这样通过次文化、流行文化接触文学、接触语言。”邓宝翠说。

　　后来，邓宝翠开始收集这段历史的资料，她发现，纪录片团队中有个成员的哥哥，就是新谣的铁杆粉丝。当年每个星期，他都准时守候广播电台里的新谣节目，用录音机翻录。铁杆粉丝们本身也会创作歌曲，并以被电台播放为荣。

　　在邓宝翠的学生时代，也就是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华文歌比英文歌更有吸引力。“就连英校生也唱港台歌曲，追捧周华健，大家每天思考用英文、说话用英文，喜欢看的却是华文电视台的节目。”

　　多年后，邓宝翠听说苏联时期加盟共和国立陶宛等原东欧国家放弃自己的语言，学俄语。这些国家的人反抗时，都唱着他自己语言的歌。“我听了这个故事，有相同的感觉。”

　　1985年，台湾音乐人为反盗版，创作歌曲《明天会更好》，邀请所有海外华人合唱，新谣歌手巫启贤、岳雷和新谣组合水草三重唱也受到了邀请。

　　《明天会更好》红极一时，从此，新加坡词曲作家都知道了“版权费”的概念，很多台湾音乐人跑到新加坡，挖掘创作人，新加坡开始对外输出音乐。

 

　　为拍摄纪录片，邓宝翠特意召集了一次新谣演唱会。（纪录片剧组供图/图）

    他们受益于“新谣”

　　1990年，新加坡和中国建交。

　　当时，新加坡电视台热播一部华语电视剧《敢敢做个开心人》，演员讲混杂了马来语、英语和方言的华语。时任总理吴作栋让剧组把方言词删去，重新用汉语普通话配音。

　　“我们要净化华语，要学一种能让13亿多中国人以及全世界华人都听得懂的华语。”李光耀那时说。

　　新加坡华人社会最常使用的方言，多达12种以上，讲同一种方言的华人，和其他不同方言的人形成隔膜。

　　学生们日常讲方言，影响到语言学习，这与毛里求斯和卢森堡的情况类似。毛里求斯的学生在学校学法语和英语，在家说一种名为“克里奥语”的方言；卢森堡学生在学校学德语、法语和英语，在家说“卢森堡语”。

　　李光耀在这两国考察后，在新加坡全面禁止方言。新加坡电视台停播方言广告和方言节目，甚至把《倚天屠龙记》等粤语港剧全部配音成华语。

　　此前，新加坡的华语教育政策也已开始调整。推行英文教育政策时，新加坡政府就曾选定9所中学，在这些学校，华文和英文都为第一语文，只接受全国小学会考最优秀的8%的学生入读。

　　1985年新加坡20周年国庆庆典时，全场观众已经能用英语合唱国歌。当英语普及后，李光耀意识到，在小学以华文作为第一语文，“有助于扭转华族传统文化逐渐丧失的局面，能防止新加坡变成一个伪西方社会”。

　　华语地区对新加坡音乐的影响，也逐渐显示出威力。

　　1990年代，新谣创作人许环良退居幕后做音乐制作人，他培养的第一位歌星，是新加坡“国宝”歌手陈洁仪。

　　出道之初，陈洁仪曾拒唱华语歌。唱了一年英文歌，发展平平，陈洁仪回头去找许环良，尝试华语歌。此后，她因为《心痛》在台湾红了起来。

　　2000年，新加坡歌手孙燕姿出道。孙燕姿受英文学校教育长大，她唱华语歌，最早的影响来自家人。成名后，孙燕姿曾推出一张自选辑，收入了十首陪伴自己成长的歌。其中，三毛作词的《橄榄树》，是孙燕姿父亲常哼的歌。

　　大学时，孙燕姿在李偲菘音乐学校学唱歌，李偲菘李伟菘兄弟曾是新谣创作人。孙燕姿有九张专辑由李氏兄弟制作，其中包括她的代表作《天黑黑》。“方言对我来说不陌生，我的阿嬷跟我们一起住。‘天黑黑，未落雨’，我那时也觉得，哇，这个曲很简单，可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孙燕姿在纪录片中说。

　　新加坡歌手林俊杰成名于2004年，那年他凭借《乐行者》夺得台湾第15届金曲奖最佳男新人奖。林俊杰同年推出的代表作《江南》的制作人也是许环良——1990年代末，林俊杰和阿杜通过海选，入围许环良创办的“海碟音乐”歌手训练班，学习华语歌曲。

　　“不只是听，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弹钢琴、弹吉他，也是弹新谣的歌曲。”林俊杰在纪录片中说。

    他们像是新加坡的绝种动物

　　纪录片后期制作，邓宝翠要录入团队成员的中英文名。“有些人说，不用知道我的中文名，看到中文名也不知道是我。”有次拍摄要写厕所的指示牌，成员不会写“厕所”两个字，邓宝翠示范了一遍，对方很惊讶：“你还会用中文写字？”

　　剪辑时，邓宝翠感受到三代新加坡华人中文水平的差别。南洋大学那代人的片段剪辑起来最省事，因为他们的中文都是很完整的句子。到了巫启贤新谣一代，说话不时掺杂英文。

　　“到孙燕姿林俊杰那一代，你会发现，他们是用英文的文法来讲中文。”邓宝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新加坡，已经很难找到可以流畅地说中文的人了，我找那一代人来受访的时候，觉得他们像是新加坡的绝种动物。”

　　纪录片在新加坡院线上映后，总理李显龙夫妇、副总理、文化部长都买票去观影，接下来政府计划把新谣放进课程教材。“李显龙总理看了说，即便政府愿意去推动这件事情，但是那个情怀能够一模一样吗？我们这个时代还能够这么单纯吗？”邓宝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