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杨是中舜影业董事长，曾担任电影《杨门女将》、《我的莫斯科生活》，电视剧《向我们的青春致敬》、《五四运动》、《天螺湾》、《我们的法兰西岁月》等多部影视剧的制片人。他是中国力推制片人责任制及完片保险的影视制作人与投资人，其制作的影片获得过美国好莱坞优秀影片奖、华表奖、澳门国际电影节“优秀制片人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铜牛奖”等多项大奖。

　　从中国农业银行呼市支行南街分行主任到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青年影视部主任，再到中舜影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十多年来，高杨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角色转换。

　　高杨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2003年，他放弃了呼和浩特优厚的生活，只身来到北京发展，此后又凭借敏锐的市场眼光建立了中舜影业。学教育美术出身的他不仅在美术、法律、文学创作、工商管理等领域具有较高的造诣，更被影视同行认为是一个擅长于整合媒体、资本、法律、制片管理与艺术创作的全才影视制作人、投资人。

　　高杨之所以会转行选择影视行业，是因为国外的电影影响了他，如今，拍主流电影，弘扬中国精神，是他的希望所在。

　　“现在很少有准确解读中国国民精神的优秀电影作品”，高杨说。

　　对于“中国国民精神”这个词，很多人都是存在误读的。人们往往觉得这类作品过于“主流”和“官方”，但实际上，在高杨看来，这类型作品可挖掘价值极大，只要用心，很容易出现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并举的作品——没见过iPhone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原来手机还可以这样子，“事实上，中国电影史上有许多优秀的经典影片，令国人百看不厌。这些优秀电影曾以其成功的人物形象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赢得了挑剔的现代观众，只是大家忘记了。”

　　中国电影人要推动融合

　　较起来，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电影越来越显现出精神层面体验的不足，电影人应当通过大银幕透射出中国精神。而高杨所做的，正是秉承着“让中国电影走出去”这一信仰。”

　　而走出去的办法，就是加速促进两岸四地电影产业的加速融合。

　　内地的电影人，也许他们拍摄的作品不够细腻，但是题材能打动人;港台的电影人可能更商业化，注重的是市场的需求， 这是由于教育制度和社会体制的不同所潜移默化影响的。各取其精的融合，高杨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开始尝试。

　　2013年，高杨制片的《再爱一次好不好》团队汇集了内地和香港的青年电影人，从拍摄手法、表现形式等方面融汇了两地电影人的惯常特征，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高杨携此片荣获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制片人奖”。

　　最近这几年是这种加速融合趋势的一个大爆发，内地电影人也在尝试商业化的电影操作，并也逐步取得了一些成效，比如《泰囧》等作品。而未来，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在全球电影市场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市场份额越来越大，整个华人电影圈会逐渐整合统一，形成其特有的电影操作体系。国产电影可以说是中国进步发展的一面镜子，需要将其与外国的电影进行一个比较，并且发扬中国的传统精神，传播良好的社会风气，摒弃那些不好的社会现象。国产电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长此以往地发展，相信不仅国产电影能够得到提高，国民素质也会得到飞速发展。”

　　除此之外，在加速融合的同时，国产电影们也应当更加加质融合。

　　高杨说：“中国电影的工业化水平在迅速提高，而我们却没有追求最好、追求极致的心态。电影是严谨、科学的，所以在制作电影时，一定要尽心尽力、尽善尽美，如此才能将好的作品呈现给观众。优秀的电影人应该给观众带来情感和精神抚慰，为社会发展提供总结式或先导性的指向。每个国家和民族，经历过不同历史进程，形成了特有的精神与文化。中国电影也应有自己的精神，中国电影和电影人也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

　　推动中国影视走向世界

　　在采访中了解到，多年来，高杨立足中国青年影视产业发展，致力于推动中国青年影视体系建设以及国际交流。曾经作为共青团中央唯一具有影视制作资质单位的青年影视方面的负责人，始终致力于中国青年影视与国际接轨，积极引进国际先进影视管理经验，提高中国影视行业水平，推动中国影视走向世界。他曾与多个国家的政府、影视机构强强联手，深度合作。其中有韩国文化产业中心、韩国电影局、澳大利亚国家电影局、挪威电影局、美国UCLA等，并开始着手策划高热度、高质量的项目。将彼此的国家形象、文化、影视作品推向国际舞台。

　　作为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优秀制片人，高杨推动着中国影视制片人体制建设，积极践行“制片人集中制”的影视制作管理体系。“制片人是一部片子的主宰，有权决定拍摄影片的一切事务，其自身素质直接影响到一部影视剧的品格。”高杨深有感触地说。在电影《杨门女将之军令如山》的制作中，所有投资人都错误地启用了导演负责制时，高杨却力排众议启用香港演员张柏芝，采用将网络与部分海外发行提前付款的方式，未开机已经收回了一半以上的影片收入，在影片完成后由于导演制作失误、故事不完整的情况下，他又将影片剪辑成以动作为核心，故事为辅助的形式向海外发行，不但没有亏钱，还使影片得到了较大的盈利，获得了业界的好评。

　　高杨所领导的管理团队集聚了中国顶级影视文化管理人才、投资银行、风控人才等各类专业人士，拥有国内一流的文化及金融行业资源整合能力，能够提供文化项目前期评估、项目整理、项目管理、项目执行、专业化项目资源整合等一系列系统化的金融服务;此外，他还充分发挥银行系统与影视行业多年工作经验，致力于影视和金融的对接与交融，积极探索影视基金、影视金融、娱乐法等建设和推广。因此，在面对文化产业发展不规范运作导致亏损率虚高的状态，从项目筛选、投资人选择、风险控制、投后管理、完片担保等方面，高杨率领团队有效地规避了影视投资中的风险，确保了项目的运营及成功。

　　高杨参与的每一部影片，都以独特的艺术眼光与商业运作模式在文化市场中屡创创作与发行的奇迹。电影《少年英雄》、《我的莫斯科生活》等影片虽为主流政治题材电影，但是他开创了非电影媒体与发行公司的买断发行模式，当年获得了国家广电总局的发行创新奖，同时获得了巨大经济效益，后期多家公司效仿该发行模式。2012年，作为总制片人、编剧，高杨在电影《再爱一次好不好》中运用了歌手跨界演出模式，邀请了《中国好声音》中备受推崇的赵露等艺人参演，展现了较好的角色演绎。

　　影视行业发展中的不足

　　谈及目前影视行业发展中的不足时，高杨认为，第一是影视多元化方向还不够，国内的电视剧市场中，跟风、扎堆现象严重。其实，观众的观剧水平非常高，电视剧只是一味跟风，最后只能被淘汰出局。他说：“影视行业需要各种意识形态，不能让盲目跟风充斥到文化形态里。影视作品多元化不等于粗糙化。比如抗战剧走红，让很多影视制作人为了赶工程进度忽视了抗战剧的质量，形式大于内容，而且不乏离谱的、脱离实际的粗制滥造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主题是富有时代性的，但并不是时代召唤的内容。我们需要一批优质的、符合逻辑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影视作品，这样的多元化才更有意义。”正如高杨所说的，在这个人们极度渴求精神食粮的时代，中国影视作品既要走“多元化”的路子，又要走“精品化”的路子。

　　第二，高杨则认为，中国影视发展在人才方面也显现了不足之处。比如奇缺的制片人。制片人是项目经理，是编剧前的编剧，现在国内影视行业严重缺成熟的制片人。好的制片人一定能看出优质的项目，不仅是协调关系的高手，而且也是项目拿捏把握的高手。项目背后优秀的制片人，对影片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所有的项目背后都有制片人操盘。制片人对于项目来说，价值是巨大的。作为制片人一定要参与项目、了解项目、带过团队，才能摸清楚所有的环节。摸清楚一个优秀的项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制片不是简单的执行，而是要有所思考，有自己的观念在其中。比如在美国是制片人中心制，所以美国的影片是符合流程的。从长远来看，作为优秀的制片人，一定要有战略性思维、前瞻性思维、艺术思维及管理能力。”高杨说。

　　第三，中国影视市场缺分级制。据高杨说，虽然现在电影市场化了，但是对电影的管理比过去反而更紧了。分级意味着要保护电影人的权利和观众的权利，之所以没有实行，是因为考虑到目前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以及电影的管理水平难以达到分级的要求。管理跟不上，分级制度无从谈起。高杨表示，目前中国电影的首要问题，还不是电影分级，而是健全电影体制，规范电影市场，提高管理水平。但这并不是说，电影不分级，未成年人观影的问题就不能解决。无论是国产影片还是进口影片，事实上都在遵循着一个原则，就是要“老少皆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