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星”二字不能概括她的一生。她是大萧条时期的口红，是冷战里天鹅绒的裙子。她是20世纪的痕迹。她和她所经历的一切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政治萧条的地方最需要娱乐，童年消逝的时刻最需要童年。

 

　　秀兰·邓波儿

 

　　秀兰·邓波儿

　　媒介技术仿佛冷冻了人的记忆，把秀兰·邓波儿永远定格成那个卷发、大眼、笑起来露酒窝、能歌善舞的美国甜心。这与人们是否看过她的电影无关，也与她本人究竟是何性格无关。直到去世，她都是童星，几乎是惟一的电影童星，尽管距离她最后一部电影上映已经过去75年。

　　有两本书可以作为她的讣告，或者，把她的传奇一生（1928年4月23日至2014年2月12日）视为这两本书的注解。

　　一本是美国社会学家尼尔·波兹曼所著《童年的消逝》。书中的观点是，童年是一个被发明的概念，起源于文艺复兴，在此后的社会发展中，由于对教育的强调，尤其是纸质出版物的普及，让成年人和孩子越来越不同；而电视的出现抹平了这种差别，把成年人的世界全部暴露在孩子们面前，人类再次失去了“童年”。该书作者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正是秀兰·邓波儿统治好莱坞的时代，她的走红证明了人们对于“童年”的眷恋，也预示着天真的消逝。她有一段著名的话，“我6岁时就不相信圣诞老人了，因为妈妈带我去商店的时候，他竟然问我要签名。”

　　另一本是美国社会学家G·H·埃尔德写的《大萧条的孩子们》。邓波儿完全符合这个定义。作者通过社会调查得出结论，大规模失业改变了家庭权力结构，母亲变得强势，同时，家中的孩子过早进入经济活动，变得独立、懂得奋斗、对社会敏感，而对女孩的培养更侧重于家务劳动（这只是其结论的一部分）。7岁时，邓波儿每周可以赚1000美金（《经济学人》杂志认为这相当于现今的17000美金），是家中的经济支柱。她息影时的总收入超过百万美金，其中绝大部分被父亲亏损在投资中，而负责管理甚至“设计”她的童星之路的，正是她的母亲。

　　“你的电影让人们开心”

　　人们试图证明在银幕上永远快乐的邓波儿实际上拥有一个悲惨的童年，常常徒劳。回忆过去，她总是说，“我绝对是在爱中长大的。”

　　从小拍戏，母亲都陪在身边，每天晚上带着她背台词，帮她卷头发——每次都是56个卷。母亲并不经常惩罚她，而是引导和鼓励。倒是她3岁时出演系列短片《布勒斯克斯宝宝》（Burlesks），剧组对所有参演的小孩都有一个律令，谁调皮就会被关进一间没有窗子的音箱，里面只放一块冰。但邓波儿说，这个小黑屋并没有给她造成心理阴影，反而教会了她人生的道理——“时间就是金钱，浪费时间就是浪费金钱”。

　　《纽约时报》把邓波儿的成功归因于“她自己的魅力和母亲的坚持”。后者很早就决心将这个孩子推入演艺圈，从小培养她听留声机，3岁时送她学舞蹈，带她试镜。1933年，邓波儿初入演艺圈，母亲又悄悄将她的年龄改小一岁。这些手段确保小姑娘一出道就具备了明星素质——乐观、懂事、会说话、又唱又跳，早早贡献出了水准以上的表演。演对手戏的成年人忘了词，她还能提醒。

　　1934年是她童星事业的高峰，那年她出演了8部电影。20世纪福克斯公司在拍摄现场为她建起一个临时儿童乐园，用围栏养了兔子，在树下挂起秋千，配了一个保镖、一个秘书，秘书每周要替她回复4000封粉丝来信。从1935年到1939年，她是好莱坞的第一大明星，就票房而言，克拉克·盖博、葛丽泰·嘉宝等巨星都被她远远甩在后面。据说她曾坐在200个名人的腿上玩耍，其中她最喜欢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因为“他的腿最软”。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邓波儿曾经问母亲，母亲的回答是，“因为你的电影让人们开心。”父母并没有告诉她，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萧条。股市崩盘、银行倒闭，四分之一劳工失业，百万学生辍学。与此同时，一大排休闲娱乐产业逆势上扬，口红、面膜、按摩、美发、唱片、相机等等。跳着踢踏舞的邓波儿，和这些产品一样，让人们在艰难时世里松了一口气。

　　中产阶级破产了，影院降低票价，为了吸引数量更众的底层。B级片在这样的市场中崛起，恐怖电影《金刚》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充满童趣、老少皆宜的内容也受到欢迎，比如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和秀兰·邓波儿。“只需要花15美分，人们就可以忘掉他们的烦恼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赞赏邓波儿的贡献。

　　在罗斯福新政中，“保持乐观”也许是最重要的一项。在这方面，邓波儿的形象比总统本人有用得多。她在影片中的角色，总是以一个孩子的力量——常常是一个孤儿，来修复成人世界里四分五裂的关系，挽救赌徒，让父女重聚，“平定”驻扎在印度的英军叛乱，让白人和印第安人取得和解。她也许还是第一个在银幕上和黑人握手的白人女演员……她是那个时代的超级英雄，用无条件的乐观，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这种故事在此后的大众文化商品中屡屡见到，最新的例子是一部韩国偶像剧——为所有的女性观众制造出一个无所不能的男友。

　　成年之后的邓波儿，对自己的角色认识得很清楚，“大萧条时期的人们需要鼓励，于是他们找到了一条小狗任丁丁（一战后的好莱坞动物明星）和一个小女孩。”她的形象被制作成玩偶，印成衣服，她代言的品牌从通用电气到力士香皂，麦片的盒子、罐子和碗上全是她的笑脸，她对每个吃早餐的美国人说早安。

　　不是每个人都爱她，说得更准确一点，不是每个人都爱她的银幕形象。在她最红的时候，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影评，评论由她主演的电影《威莉·温基》，文中批评“她的孩童天真是一种伪装”，电影中“精心维持的小身体”、“来自电影制片厂的眼神”、“成人般的感情”，都在附和中年男性观众的审美需求。“这只是一种表面的童年”，格林得出了和《童年的消逝》相似的结论。制片公司很快起诉了他，法庭认定诽谤罪成立，判处杂志罚款3500美金，格林本人躲去了墨西哥——作出判决的法官也是邓波儿的影迷。

　　裙子与革命

　　邓波儿的发型和衣着成了大萧条期间女孩子竞相模仿的对象，但是如果福克斯公司发现其他女孩在某部电影中出了风头，就会立刻换掉她。他们不允许别人动摇这棵摇钱树的地位。当邓波儿进入青春期、票房号召力开始下降，公司也这样抛弃了她。

　　1940年，邓波儿转投米高梅公司。那时她进入青春期，长了个子，标志性的金色卷发也变深成为棕色，用电影史学家大卫·汤普逊的形容，只是一个“普通的少女”。另有人认为，如果她没有错过出演《绿野仙踪》的机会，也将顺利完成转型。她在自传《童星》中记述第一次去米高梅的情形：在办公室里，制片人直接拉开了他的裤链，那时邓波儿还没有性的概念——不像后来的美国少年那般早熟。她发出了电影中那样“银铃般”的笑声，对方把她赶了出去。

　　她毕竟只是个孩子，就像最初不能理解自己的走红一样，她也没有因为失宠而遭到太大的打击。她终于可以像其他孩子那样去上学了。童年的家教和演艺圈的训练，让她很早就形成了稳定的性格，并和自己的银幕形象一样，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底色。1988年，她的第二任丈夫查理·布莱克在接受采访时说，“38年来，我每天都和她生活在一起，不论顺境还是逆境，我觉得她只有一种性格。这应该算是心理学上的灾难。即便半夜你把她叫醒，她也还是大家认识的那个样子。观众六十多年来看到的，就是她的本质。”

　　接下来的几年她继续拍摄了几部影片。在和里根一同出演的《That Hagen Girl》中，观众们看到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亲了这个属于美国人的宝贝，发出了叫骂声。据说当时里根就坐在影院里，蜷在座位上，怕被人们发现。观众对邓波儿的银幕童年恋恋不舍，她本人的成长却好像突然加速了——17岁嫁人，20岁产子，22岁息影，开始面对残酷的真实生活。第一任丈夫是24岁的空军中士约翰·艾加尔，后来也成了演员，却是个酒鬼；1967年，她在国会议员选举中失败。晚年又遭受了乳癌的考验；。

　　嫁给第二任丈夫后，邓波儿随夫搬去华盛顿，丈夫以海军少校之职进入五角大楼，她成了共和党的募款人。她是越战的支持者。1969年，尼克松总统任命她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1974至1976年，她出任美国驻加纳大使。1976至1977年，出任福特内阁的礼宾司司长。1989年，又被老布什总统任命为驻捷克大使。政坛之路进行得很顺利。

　　“我惟一的问题就是，美国人始终不愿意相信我已经从我的电影中长大了。”在和她一起为尼克松服务之前，亨利·基辛格在一个派对上见过她，当她谈论起纳米比亚，基辛格感到惊讶，她竟然还知道这个词。之后，他把对邓波儿的评价修改为“聪明、意志坚强、富有纪律性”。

　　历史学家Timothy Stanley发现，20世纪70年代的好莱坞在政治上整体偏向共和党（保守派），约翰·韦恩、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等人都是铁杆支持者，当时的电影工业反对工会，反对共产主义，甚至反对民主。这一趋向如今发生左转，民主党（自由派）成了好莱坞的主流选择。2012年，大导演史蒂夫·斯皮尔伯格和现任梦工厂CEO杰弗瑞·卡森伯格各自为奥巴马贡献了百万美金的捐赠。而在70年代，里根当选总统是好莱坞保守政治的顶峰，邓波儿及其同辈人是他最后的支持者。

　　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直接对立；当时的美国，左右两派也为越战、平等等议题激烈斗争。就在邓波儿赴布拉格担任美国大使期间，共产主义在东欧落下帷幕，她刚到4个月，“布拉格之春”就开始了。她目睹了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为了叫停时任总统杜布切克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改造。她的对手、苏联支持的捷共领导人古斯塔夫·胡萨克却没有被这个来自美国的大使吓住，甚至直接告诉她，我是你的影迷。

　　电影里穿着天鹅绒裙子的小姑娘走进了天鹅绒革命。“很多人把我当作老朋友，”邓波儿说。昔日明星的身份为她的工作带来一些方便，也有利于她代表美国在国际社会维持体面的形象。“她用魅力和开放，成功地修复了我们这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之间的传统友谊。”邓波儿去世时，捷克外交部发表了悼词。

　　有关邓波儿在大使任内的活动披露非常少，但她显然不再是一个影像的符号，而必须参与冷战两股势力在东欧的角力。据记者Jack Anderson回忆，1990年，当邓波儿陪同新当选的捷克总统哈维尔访问美国时，她坚持把自己全名的缩写“STB”印在车牌上，这同时也是捷克秘密警察的缩写。

　　她也必须面对美国国内的思想分歧。一次，她在布拉格机场偶遇来访的美国摇滚巨星弗兰克·扎帕，他是哈维尔最爱的摇滚歌手，捷克革命的支持者，60年代的摇滚巨星。扎帕有句名言，“政治只是经济产业用来娱乐的分支。”他的音乐形式前卫、激烈，常常辛辣地讽刺美国主流文化，单看他的专辑名称——《极度兴奋》《绝对免费》《我们只为钱而参与其中》《黄鼠狼扯下我的肉》，就知道他并不适合邓波儿及其共和党的胃口。扎帕的粉丝（而不是邓波儿的）在机场接机，电视台采访了这位大使，邓波儿显然没有准备，只好尴尬地说几句官话，扭头离去。

　　舞台改变之后，她不能再表演天真。就像观众不可能永远沉浸在电影电视制造的幻觉里，尽管幻觉总是比生活“快乐”——某种程度上，《爸爸去哪儿》等节目与秀兰·邓波儿的事业一脉相承。“童星”二字不能完全概括她的一生，她是大萧条时期的口红，是冷战里天鹅绒的裙子。她是20世纪的痕迹。她和她所经历的一切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政治萧条的地方最需要娱乐，童年消逝的时刻最需要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