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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祝勇      2019-09-19

《故宫的古物之美·绘画风雅1》  祝勇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收录故宫及海内外博物馆数十张珍稀古画高清详图,走进“纸上的故宫”,再现一段段“艺术的故事”!


《故宫的古物之美》  祝勇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祝勇继《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故宫美文”。选取了18件故宫藏品,以18篇散文讲述一件件国家宝藏的前世今生,连缀起一部故宫里的艺术史。


  

  在进入故宫之前的差不多十年里,我已经开始了对故宫的书写——写《旧宫殿》,写《血朝廷》,写《辛亥年》时,我还没有到故宫工作。但我已通过文字,向这座庄严的城靠拢。


  我曾无数次地走进故宫的大门——以游客、朋友,或者作者的身份进来。我喜欢故宫的气息,喜欢它厚重的沧桑感和不可侵犯的庄严感。因为与李文儒先生(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相熟,我参与、策划了故宫的一些活动,这使我在进故宫博物院工作以前,就有幸走过了故宫的角角落落,其中包括不少“故宫的隐秘角落”。那时故宫博物院的“百年大修”工程开始不久(该工程始于2002年,将于2020年结束),许多地方还是“荒草萋萋”,我有幸目睹了故宫被修葺一新之前的模样。


  从建筑保护的角度上说,修葺的意义无庸置疑,但从写作的角度上说,我更迷恋修葺以前的那个故宫,它更加“原始”、苍老,也更加真实。它们让我对历史的认知一下子变得立体起来,真切起来,好像历史中的那些人还站在那里,我不经意地走过一个转角,就会与他们迎面相逢。


  在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以前的“故宫写作”中,我更多地把故宫当作历史发生和人物活动的一个场域。


  我认为自己在此间的最重要作品,是一部至今没引起关注的作品——《血朝廷》。这是我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我自己对这部小说孤芳自赏。小说中的历史人物,读者都是熟悉的,但我把他们“刷新”了——不是架空历史的、无根据的“戏说”,而是从那个荒芜、寂寥的旧宫殿里,找到了通向他们内心隐秘的“秘密途径”,因此孟繁华先生后来说它充满了“越轨的笔致”“甚至带有魔幻和超现实主义的鲜明色彩”,但它又不是个人化的,“它的兴衰沉浮以及刀光剑影,隐含着远为宏大和悠长的秘密”。


  

  就在《血朝廷》出版的那一年,我光荣地戴上了故宫博物院的胸牌,成为一名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它的重要性,在我以后的写作和生活中慢慢地体现出来。


  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走进故宫的那一刻,我觉得挺魔幻的,而且很强烈。我清晰地记得,成为故宫工作人员的第一天,我是从西华门走进故宫的。对于这座门,我是那样熟悉,不知多少次来故宫,我都从西华门进入。我还在《旧宫殿》里专门写到过它,写到西华门外的快刀刘。但那一天,我在西华门外站了一会儿,想多打量它几眼,在这个“历史时刻”前驻留片刻。那时我还没有办好故宫胸牌,在门岗填了进门条。会见人的名字,我写的是“李老师”李文儒。那天我见到“李老师”,把进门条交给他。他说,回家了,还填条子啊。我一笑,一点儿也不嫌麻烦,因为我的心里,正充满了无法言说的自豪和满足。


  有人说,从写故宫到进故宫,我的人生道路“设计”得天衣无缝。其实我的人生,充满了误打误撞,也不乏“贵人”相助,进入故宫博物院,全赖院领导的错爱。那时故宫博物院刚刚成立故宫学研究所(后来又成立了故宫研究院),也算是一种机缘巧合。假若一定要从这些“偶然”中找出“必然”,那或许就是我对历史写作的“坚持”(其实是热爱)。他们或许是看到了这份“坚持”,才愿意推我一把。假如我有“设计”,我只“设计”了我的写作。我很幸运,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得到了许多“贵人”的相助。除了我将努力一生,我没有别的办法回报他们。


  也有人说,我找到了一个“好单位”。其实“单位”没有好不好,只有适合不适合。有一次在中国作协开会,我见到陈祖芬老师,她说,我去了一个适合我的地方。对这话,我深以为然。那时的故宫博物院还不像今天这么“火”,但它适合我。它的宁静、深邃、丰富,都是我喜欢的。那时的故宫博物院,文物清点工作刚刚完成,“故宫学”的学术框架和研究队伍正在搭建,两岸故宫的交流正在深化。平日里,我的许多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度过,像余华先生所说的,屁股和板凳建立起牢固的友谊。故宫有看不完的资料,有那么多的专家学者,个个学富五车,又那么的谦逊亲切。故宫后来的“火”,亦不是虚张声势的“火”,而是依托于它在文化上的坚守与自信。总之,对我而言,故宫是一个营养体,而我,是这营养体上一只幸福的寄生虫。


  

  进入故宫以后,我和我写作的性质都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是旁观者,不再只是观察者,我与故宫嫁接在一起了,我进入了故宫的历史,我自己的历史也成了故宫历史的一部分,尽管我就像宫殿房檐上的一棵草,是这浩大宫殿里无关紧要的一部分。总的来说,我书写的故宫里,有我的存在。


  从那一天起,我渐渐从宫殿内部感知寒来暑往,体会这个世界的万千变化,我对故宫的表达,也由外在的观看转向内在的省察。我写《远路去中国》(旧版名为《纸天堂》)、《最后的皇朝》(旧版名为《辛亥年》)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苗头。后来写《故宫的隐秘角落》等书时就更是这样。《远路去中国》是讲进入过皇宫的西方人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最后的皇朝》是写辛亥年历史巨变中的皇室人物,其实都是透过宫廷内部,观察历史的潮起潮落,感受命运的云长云消。《故宫的隐秘角落》表面上是写宫殿建筑,实际上是写人,写一个人在宫殿里所经历的一切。在我心里,那些人、那些事都不遥远,他们是我的邻居、我的朋友,甚至就是我自己。他们始终和我在一起,我听得见他们在风雨中的呼喊,看得见他们在岁月中的奔走。


  大约在2016年,为迎接紫禁城建成六百周年,我开始策划拍摄纪录片《紫禁城》。剧组成立时,我与大家交流说,过去关于故宫的纪录片,都是从外部的视角向里看,就像那些参观故宫时趴在窗玻璃上的游客一样,我们再拍纪录片,可以不用再从“偷窥”的视角去看故宫,而不妨从宫殿里面往外看,就像当年的皇帝、嫔妃,从窗子里往外看,看到的世界,一定会更加深微和广大。


  

  2016年,我的朋友臧永清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即将上任时,他就找我,询问我的写作计划,“祝勇故宫系列”的出版计划就在北京西坝河附近的一家小饭店里庄严诞生。


  这个系列,既含纳《血朝廷》《远路去中国》《最后的皇朝》《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这些旧作,也收入《故宫的古物之美》等新作。总之,它会含纳我关于故宫的所有作品,组成一个巨大整体。我喜欢英国作家肯·福莱特,他的作品就是建筑,每一部都规则严谨、规模宏大,他又用这些巨型建筑,组成一座庄严浩大的城池。


  就在几天前,我把一部刚刚完成的书稿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在书的后记里说:紫禁城是一块砖一块砖、一根木一根木搭建起来的,日久天长,它的轮廓才在地平线上显现出来,写作也是一样,日子久了,作品才眉目清晰、结构健全。不同的是,建故宫的材料是木,是石,写故宫的材料是文字,最多还要算上一些标点符号。我试图用文字筑起一座城……




【责任编辑: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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