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郑利华

　　在文献查阅和利用较为便利的今天，古籍整理后出转精理所当然。同时，我们也不敢说《别集》的重新整理本尽善尽美，只是尽其所能，努力将错误降到最低限度，并虚心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踏实做好《王世贞全集》的编纂工作。

　　《弇山堂别集》一百卷于近期重新整理出版，它是《王世贞全集》整理工作的一项重要阶段性成果。王世贞是明代文坛的一位巨擘，也是明代重要文学复古流派“后七子”的代表人物，其生平博学多闻，著述极其繁富，以至《四库》馆臣谓“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二《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提要）。也因此，其著作长期以来未能得到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数年前，《王世贞全集》的整理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自立项以来，课题组成员分工协作，踏实苦干，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文献调查、版本搜集，以及具体点校和审核等各个工作层面，取得重要进展，《弇山堂别集》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顺利完成整理工作。中华书局于1985年曾出版由魏连科先生点校的《弇山堂别集》（以下简称魏本），魏本的出版，为学人阅读和利用此集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功不可没。但我们在重新整理过程中也发现，魏本的问题颇多，主要是存在大量的失校和断句之误。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上世纪80年代客观条件的限制有关，其时文献搜集和利用不及现今便利，整理工作面临的困难可以想见。在重新整理过程中，我们也深切感受到《别集》整理的难度和工作量很大，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它的文献来源十分庞杂，二是它的各个版本校刻不精，文字讹误甚多，又间有史事记载的诸多错误。为充分保证《王世贞全集》的编纂质量，此次《别集》的重新整理，在点校尤其是在对点校稿逐字逐句的审订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勉力校正魏本存在的一系列误失，甘苦自知。

　　《别集》的重新整理本，总括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选用初刻本作底本。与魏本采用清光绪年间的广雅书局刻本为底本不同，为尽量体现《别集》的原始面貌，此次整理选用的底本系明代万历年间翁良瑜雨金堂初刻本。该本和其他版本虽均不同程度存在校刻不精的问题，鱼豕衍脱之误甚多，但较之诸本，一是其相对多地保存了《别集》的原貌，二是间有诸本皆误而此本不误的优势。后者如卷二《皇明盛事述二》之“一门高第”载“（孙）陞兄堪武会举第一”，其中“陞兄堪”之“兄”，诸本皆作“弟”，惟初刻本作“兄”。堪系陞长兄（参见《国朝献征录》卷三十六李本《资善大夫南京礼部尚书季泉孙公陞行状》、卷一百八孙陞《伯兄都督佥事堪行状》），初刻本作“兄”是，诸本皆误。又如卷二十九《史乘考误十》之“《林介立时行状》”条曰“时江彬方入行安坤宁宫兽吻礼毕”，“行”，诸本皆作“问”，误，初刻本作“行”是，《明史·江彬传》云：“会坤宁宫安兽吻，即命彬与工部尚书李鐩入祭。彬礼服入，家人不得从。”即可佐证。

　　第二，利用多种校本和相关文献进行校勘。此次《别集》整理校以万历庚寅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广雅书局本等诸校本，同时参校了《明实录》《明史》《国朝献征录》《古今万姓统谱》《弇州山人续稿》《弇州史料》及其他明人著述等多种相关文献典籍，补校了魏本大量失校之处。魏本选用的校本和相关文献比较有限，有些重要的校本和文献典籍未能利用，失校之处颇多。譬如未用《四库全书》本进行校勘，《四库》本尽管和《别集》初刻本及其他诸版本一样，存在诸多讹误，也间有擅改之失，然同时又确有不少正误之处，具有较重要的校勘价值。又如《别集》中不少史料采自《明实录》，魏本因未利用《明实录》作校勘，造成诸多失校。通过与《明实录》相关记载的校覈，可以校正《别集》诸本文字的舛误。如下例：卷六十九《命将下》载：“永乐四年五月，安南国王陈天平还国……三月己巳，……邀杀天平。”据此所述，陈天平被杀和还国在时间上发生牴牾。经与《明太宗实录》比勘，知陈天平还国时在永乐四年正月，原文“五”当系“正”之形讹。又据《明太宗实录》，永乐四年三月朔日为辛卯，是月有乙巳日而无己巳日，原文“己巳”当系“乙巳”之误。再如《别集》卷八十一至八十四《科试考》载有明诸朝历年庶吉士选拔名录，诸本讹误脱漏甚多，若不是借助比勘，难以辨察其中之误失。重新整理本经比勘《明实录》等，校出了诸本存在的讹脱。又如《别集》卷四十七至六十四之《六部尚书表》及《卿二表》等，诸本姓名、里籍、登科及职官升任时间等项记载存在许多舛讹或出入，重新整理本通过参校《明实录》《明史》《国朝献征录》等，对上述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校订。

　　第三，藉本校抉摘异同，订正讹误。魏本之所以存在大量失校，除了未充分利用诸校本和相关文献进行校勘之外，还与其未能系统运用本校以纠正谬误有关。譬如《别集》卷三十二至三十六之《同姓诸王表》，《亲王》《郡王》诸表，卷七十至七十五之《谥法》，多记载有明众藩王之名讳、谥号、封邑等，前后卷帙比勘，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大量异文，或可以彼此验证诸王名讳、谥号、封邑等载录之正确与否。魏本由于未作前后文字系统的互校和互证，间造成前后所记名号参差不一，或一仍原文之误，失之不察。重新整理本在系统比对前后文字以及参校《明实录》，《明史》之《诸王传》《诸王世表》等的基础上，不仅校出了大量异文，而且校正了原文诸多讹失。

　　第四，魏本间有未能辨识原文之讹而致失误者。如卷十九《皇明奇事述四》之“明缙绅奇姓”，其中皇甫复姓下列有“辽海人指挥斌”，此条下有双行小注“瓦事”。“瓦事”不辞，“瓦”当系“死”之形讹，诸本皆误，凌迪知《古今万姓统谱》卷一百三十皇甫斌条：“……适虏寇犯边，领军御之。至密城东峪，与寇遇，交战自旦及晡，斌气愈锐，战愈力，以矢尽死。”即可参证。魏本以未辨“瓦”字之讹，误将“瓦事”合成一字，视作名字。

　　第五，魏本间有未辨文意而致失误者。如卷二十六《史乘考误七》之“双溪杂记”条曰“而写亦虎仙脱罪”，“写亦虎仙”实系人名，魏本未能察识，误将“写”视作写作之意，“亦虎仙”误标为书名。再如卷八十四《科试考四》有曰“考之海篇直音”云云，“海篇直音”系书名，全名《经史海篇直音》，魏本于此误标“海篇”为书名。又如卷七十六《赏赉考上》之“特赏”有曰“赐西宁卫指挥杨政，凉州卫指挥张文杰、庄德，白金各二百两……辽东三万卫指挥侯史家奴白金二百两”云云，魏本出校云：“‘辽东三万卫指挥侯史家奴白金二百两’，‘侯’字当作‘使’。按《明史》卷一百五《功臣世表》一及《国榷》卷之二，洪武时封侯者无史家奴其人。其官当为指挥使”（页1472）。此处“侯史”当为复姓，原本不误。

　　第六，订正魏本诸多断句错误。魏本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乃出现不少句读上的失误，其散见之误兹仅举数例：“……守仁为之媿。屈元亨寻为太监张永捕获”（页484），当改断为“……守仁为之媿屈。元亨寻为太监张永捕获”；“于太宗朝又有商羊、独脚鸟”（页500），当改断为“于太宗朝又有商羊独脚鸟”；“中间谓公搆疾痰，饮已而入阁内”（页542），当改断为“中间谓公搆疾痰饮，已而入阁内”；“子男爵多系祠于南昌康、郎二忠臣祠者”（页735），当改断为“子男爵多系祠于南昌、康郎二忠臣祠者”；“……故即位而赠之太子少保，宾客文臣之得赠东宫大僚，自邹济、汝玉始也”（页803），当改断为“……故即位而赠之太子少保、宾客，文臣之得赠东宫大僚，自邹济、汝玉始也”；“右早孤短折曰哀冲，有其文而无其义”（页1375），当改断为“右早孤短折曰哀，冲有其文而无其义”；“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页1617），当改断为“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北虏抄掠无已，时脱，给而再失，失而又给，而又失之，如国体何”（页1715），当改断为“北虏抄掠无已时，脱给而再失，失而又给，而又失之，如国体何”。除散见于全书的一些断句错误之外，魏本局部出现的断句问题或甚为密集。如卷十九《皇明奇事述四》之“明缙绅奇姓”就是典型的例子。王世贞于其起首曰：“古今奇姓，余尝于《宛委馀编》略载之，而不能详，今于凌氏所记，拾本朝之可知者，更志一二，以俟增订。”这里所谓的“凌氏所记”，指的是明凌迪知所编《古今万姓统谱》，是书“以古今姓氏分韵编次，略仿林宝《元和姓纂》，以历代名人履贯事迹案次时代，分隶各姓下。又仿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名为姓谱，实则合谱牒传记而共成一类事之书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六子部《万姓统谱》提要）。据王世贞所述可知，其记载“明缙绅奇姓”，间采自凌氏《古今万姓统谱》一书所录。魏先生或因未详悉此书，在点校过程中未能取以参校，加之原文讹误衍脱相当严重，以故造成很多断句错误，包括未能辨别其中人物之姓名、里籍、履历等舛错衍脱之误。今重新整理本对照凌氏《古今万姓统谱》万历刻本，参稽抉摘，对魏本存在的众多断句及失校问题，作了全面校订，列出一百六十馀条校记。

　　古籍整理是一项耗费时间和精力的艰苦工作，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所难免。我想要说的是，对于魏先生早年的《别集》整理工作予以充分理解和尊重，更何况在当时相对困难的条件下，点校这样一部难度很大的典籍实属不易。在文献查阅和利用较为便利的今天，古籍整理后出转精理所当然。同时，我们也不敢说《别集》的重新整理本尽善尽美，只是尽其所能，努力将错误降到最低限度，并虚心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踏实做好《王世贞全集》的编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