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8日，在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遗项目———“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正式通过世界遗产大会的终审，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2项世界遗产项目。在世界遗产大会审议的文件显示：“鼓浪屿见证了清王朝晚期的中国在全球化早期浪潮冲击下步入近代化的曲折历程，是全球化早期阶段多元文化交流、碰撞与互鉴的典范，是闽南本土居民、外来多国侨民和华侨群体共同营建，具有突出文化多样性和近代生活品质的国际社区。”鼓浪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期讲坛邀请90岁高龄的洪卜仁教授从历史的角度、以文化人才辈出的例证讲述鼓浪屿的人文记忆。

　　鼓浪春秋八百年

　　碧波环绕的鼓浪屿，是个面积不到2平方公里的小岛，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风景城市———厦门一衣带水、隔海相望。

　　七八百年前的宋朝末叶，来自福建南部沿海一带的移民入岛拓殖。到了明代，岛上已有半渔半耕的村落。远自明朝天启年间，学者池显方已有吟咏鼓浪屿的诗篇：“连天荡溟渤，小峦揭突兀。古树夹寒烟，兴波相出没。”绘声绘影地描述鼓浪屿在海阔天空、烟波浩渺中的风姿。

　　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郑成功据守鼓浪屿建寨驻兵，训练水师，开始反清复明，“驱荷复台”的伟业。1661年，郑成功挥师东征，收复了被荷兰侵占38年的祖国领土台湾。于是，“鼓浪屿”与“郑成功”的名字一起，扬名于世。之后，鼓浪屿移民日增，世代繁衍，居住区域不断扩展。

　　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占领过鼓浪屿。《南京条约》的签订，厦门被迫对外开放，洋商、洋教士纷至沓来，开办洋行、银行，创办医院、学校，西方列强和东邻日本相继在鼓浪屿设置领事，其中五六个国家在岛上建有领事馆。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翌年5月，经驻厦多国领事决议，设“工部局”作为社区行政管理机构。直到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收回公共租界，设鼓浪屿区，隶属厦门市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鼓浪屿成为厦门市人民政府管辖的一个区；2003年4月，鼓浪屿撤区并入厦门市思明区，直到现在。

　　在这几百年的历史跨度里，许多华侨在鼓浪屿大兴土木、营建别墅，并将原住闽南乡村的家眷，乔迁鼓浪屿定居。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料显示来看，华侨在鼓浪屿兴建的楼房达1014幢。古色古香的中国式传统庭院民居、西方人和东洋人带来的欧美式洋楼、日本式平屋和华侨引进的东南亚热带建筑和中西合璧建筑，色调不一、形态各异、林林总总，令人目不暇接，展示了鼓浪屿这个“万国建筑博物馆”的无穷魅力。

　　人文鼎盛英才辈出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的100年间，岛上华洋杂处，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交融，使其在科、教、文、卫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象，也令这座美丽的小岛熠熠生辉。

　　鼓浪屿文教事业相当发达，中外人士创办的学校、医院、报馆、杂志社、图书馆一应俱全。在这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有地方人士创办的中山图书馆，有华侨创办的《民钟日报》，有英国人创办的《鹭江报》，还有教会创办的《道南报》以及《石生》杂志。

　　在这座历史悠久、人文鼎盛的小岛上，由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并重，不仅培养出了众多的博士、专家、学者，更是培养出几十位享誉全国以至全世界的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音乐家。一个多世纪以来，岛上英才辈出，人文素质高雅。如今，遍布世界各地的高精尖科教和各类人才数不胜数。

　　在学校建设方面，鼓浪屿原先只有几间私塾。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在开展传道的同时，创办了一些半私塾式的机构——改良私塾。清末戊戌变法、废科举改学校后，教会开办的改良私塾采用分班教学方法，这便是学校最初的形式。与此同时，英美教会合组了寻源书院，于是，开始有了中等教育。新式学校兴起后，有牧师开始积极筹办“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当然，还有人创办小学，苏格兰公会韦牧师娘就招收教友的几十名幼儿，在她的住宅办起了“幼稚园”。这些英国人创办的学校自然特别重视英语教学，除了中国语文以外，其他各科都是用英语课本教学，并运用英语会话。直到上世纪20年代，中国人也开始在鼓浪屿创办中小学。

　　由于鼓浪屿独特的历史条件和人文环境，加上鼓浪屿新式学校的创办和建立，造就了鼓浪屿一大批有名的书院和学校，且各具特色。闻名中外的英华书院，便是1898年由英美教会合作创办，1900年改由长老会接办。最初是英国学制的高等学堂，附设大学预科两年。1924年以后，分高初中两部，改为“英华中学”，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只收男生，不收女生，就连教职员工也全部是男性。与之特点相对的便是全收女生的怀仁女学，它的前身是1860年乌埭中女学堂，1930年改名为怀仁女子小学，该校只办初级中学和小学，只是在抗战前，该校曾一度办家事科，因属中专性质，时间不长，学生也不多。说起幼儿园，那便不得不提1900年创建的怀德幼稚师范学校和幼稚园，其中，怀德幼师专为培养幼稚师资而设，学生大部分来自怀仁女中毕业生，附设幼稚园，以供学生实习。还有著名的养元小学和中学，养元中学专收男生，而养元小学在1906~1910年间，学生达200人左右，居当时全鼓浪屿各小学之冠。相比之，普育小学虽称不上小学之冠，但它曾是黄姓家族的私塾，为适应时代潮流，改名为普育小学堂，最重要的是，学校规定黄姓子弟皆可免费入学，外姓酌情收学费。

　　教育是发展之本。梁启超曾说：“少年强则国强”，鼓浪屿这众多名校便是造就优秀人才之根本。

　　在医疗卫生方面，鸦片战争前，鼓浪屿已有传统的中医。1842年，传教士兼医师雅俾理（DavidAbeel）抵厦，将西医传入厦门，鼓浪屿成为近代中国最早传入西医西药的地方。同年，美国归正教公会的传教士在鼓浪屿的住宅施诊。1871年，英籍医学博士孟逊（PatrickManson）等人在鼓浪屿发现首例疟疾病人，继又发现首例丝虫病人，开创了厦门热带病学、寄生虫学的调查研究工作。1898年，美国归正教会在平和县小溪镇创办的救世男女医院（简称救世医院）总院迁至鼓浪屿。1900~1932年，救世医院附设医学专门学校，还附设护士学校，成为福建首例；其后又办助产士班。其中在1928年，日本外财团法人在鼓浪屿西仔路头设立博爱会厦门医院（简称博爱医院），并于第二年创办附属医学专门学校等，开设西医临床医学和医学教育。1925年，救世医院锡鸿恩医师创立宏宁医院，自任院长。1931年锡医生回美国，由鼓浪屿地方人士和华侨组建董事会，于1933年在该院原址创设中国人自办的鼓浪屿医院，聘原新加坡的名医林文庆博士任院长。近代鼓浪屿医疗事业发达，除医院外，还有为数甚多的中西医师开办的诊所。

　　鼓浪屿的教育、医疗事业极其发达，这不仅建立在它多元文化共生的基础上，还成为闽南文化发展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在鼓浪屿天然的地理条件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下，鼓浪屿的体育运动至今仍是人们喜爱的生活方式之一。

　　受自然条件的影响，鼓浪屿的传统体育项目以武术和泅水为主，及至近代，西方体育项目相继传入，鼓浪屿成为中国近代体育发达地区之一。据198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赛马》一书中记载，近代外国人在中国大陆举办的首次赛马，地点就在鼓浪屿。该书中写道：“《南京条约》厦门辟为对外开放商埠时，留在鼓浪屿的英军尚有500多人，英军即在驻地鼓浪屿修建了跑马场，并于1842年秋举行了首次赛马……”

　　1908年，美国舰队访问中国，清廷指定在厦门接待。访问期间，美舰官兵曾在厦门举行三场足球比赛，其中一场比赛在鼓浪屿“番仔球埔”（今人民体育场）举行，促使英华书院学生出现“足球热”。英华学生的足球运动，推动了厦门足球运动的发展。

　　鼓浪屿人最喜爱的体育活动莫过于游泳了，游泳成为鼓浪屿家家户户的必备技能，男女老少都把游泳当成了一种本能。历史上的鼓浪屿也是福建最早开展游泳比赛的地方。如，1931年9月26日举办的第一次横渡厦鼓海峡（即厦门至鼓浪屿）泅渡比赛活动，由鼓浪屿黄家渡游至厦门海关码头，游程700米，有54人参加，45人旅抵终点，还有之后相继举办的10次横渡厦鼓海峡、3次环游鼓浪屿岛（游程约7公里）、2次长途泅渡等游泳比赛。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在1934年9月29日举行的横渡厦鼓海峡，有104人参加，80人到达终点。第二年的8月3日，举行的横渡厦鼓海峡比赛活动，首次有19名儿童参加。

　　不仅是足球和游泳，凡西方近代体育竞赛项目，鼓浪屿几乎都举办过。英华、寻源、美华、养元、福民、毓德、怀仁、慈勤等男女中小学经常举办校运动会。早年被选拔参加全国运动会、远东运动会和奥运会的厦门运动员，如郑享绶、苏炳泰、李嘉和、陈嘉僖、余怀安、陈振兴、陈镇和等运动员，都是鼓浪屿寻源、英华、美华等校学生，其中余怀安于1923年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第七届远东运动会获跳高冠军，为中国田径队夺得唯一的一块金牌，返回厦门时，被市民戴上桂冠，拥上白马，像迎接新科状元似的“游街”，当他登上鼓浪屿进入寻源书院校门时，就被师生们托起，恍如归来的英雄受到了热烈欢迎。

　　享誉国际的老一辈体育教育家马约翰便是从鼓浪屿走出来的体育运动杰出的人才。他小时候就读鼓浪屿福民小学，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一直是圣约翰大学体育队的主要成员。大学毕业后，应聘到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任教。1936年，担任中国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11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团总教练。新中国成立后，马约翰先后出任全国体育总会副主任、国家体委委员、全国体育总会主席。

　　曾经有过30多年“公共租界”历史的鼓浪屿，在上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里，重视发展教育，鼓浪屿的中小学校培养了许许多多享誉国内外的各学科专家、学者。据有关人士提供的1986年、1987年不完整的调查材料，遍布于世界各地的鼓浪屿人当中，具有各学科博士学位的近200人。其中余青松、林巧稚、黄祯祥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余青松少年时在归正教会的养元小学读书，1918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他创造的光谱分类法被纳入国外天文学教科书中。1927年回国后，任厦门大学天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他对恒星光谱的研究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在出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时，年仅32岁。随后，他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座拥有现代设备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后又主持兴建昆明凤凰山天文台。他出任中国天文学会会长，专门从事中国天文学的研究和发展，抗战胜利后出国访问、讲学，后在美国哈佛天文台工作。为了纪念和表彰他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1987年12月22日，美国奥克里奇天文台以“余青松”命名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这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为世界的天文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下面这位女士，相信很多人都听到过她的名字，因为全国著名的一所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就跟她有关，她就是林巧稚，1901年12月23日出生于鼓浪屿一个普通的教员家庭。幼年时期入鼓浪屿蒙学堂，后就读于鼓浪屿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即高等女校。1921年考入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后获医学学士学位及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同时被聘为协和医院妇产科住院医师。后被选派赴英国伦敦医学院和曼彻斯特医学院、美国芝加哥医学院进修。她知识渊博，临床经验丰富，科研成果为美国医学界所瞩目，进修期满回国，成为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女科主任。上世纪30年代末，北京协和医院停办，她便开设了“林巧稚诊疗所”，收费很低，为贫穷的病人服务。协和医院复办后，她被聘为妇产科主任、教授，立志把毕生的精力无私地奉献给祖国的医疗科学事业。她一生未嫁，没有儿女绕膝，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不仅亲手迎接了5万多个小生命，在弥留之际还不停喊着：“拿产钳来，拿产钳……”于是，她被人们尊称为“万婴之母”。她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是中国妇产科学的开拓者之一。她逝世后，鼓浪屿建造了名为“毓园”的林巧稚塑像和纪念馆。

　　同样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的黄祯祥，也在鼓浪屿度过了幼年和少年岁月。1941年赴美国普林斯顿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进修，在美国哥伦比亚医科大学任教时，首创病毒体外培养法新技术，实现了病毒研究的一次技术大革命。他一生致力于病毒学方面的研究，他的乙型脑炎研究成果，在许多方面超过国外学者的水平。他第一个发现自然界存在不同毒力的乙脑病毒株、发病机理、变异规律等，对病毒学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先后被多种国外病毒学刊物聘任为国际编委。他逝世后，留下科学论文80多篇，成为医学界重要的文献研究资料。

　　多元文化交汇融合

　　今年的7月8日，对于鼓浪屿来说，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因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一件值得庆贺且令人感动的事件：东西方多元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形成了一个具有历史见证的美丽小岛，这座美丽的小岛至今依然散发着它生机勃勃的活力，这也是世界遗产的核心价值所在。

　　被称为“浪漫之都”“海上花园”的鼓浪屿，它的自然、人文景观别具一格，不仅显示着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反映着自身吸纳、包容的品质。鼓浪屿人文气息浓郁，它的音乐气质、文化品质在这里碰撞，不仅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砥柱，还是鼓浪屿人文精神和文化传承的组成部分。

　　有“钢琴之岛”之称的鼓浪屿钟灵毓秀，具备着滋生音乐才华的天然条件。在古代，民间喜爱的是享有“御前清音”雅号的南曲和雅俗共赏的锦歌。19世纪中叶起，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近代西洋音乐开始涌入这座小岛上，与鼓浪屿优雅的自然、人文环境相融合，与中国传统的音乐相交流，还造就了鼓浪屿独特的音乐文化传统。特别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洋音乐盛行，孕育了举世闻名的音乐人才。比如，有“中国第一个声乐女指挥”之称的周淑安、前上海声乐研究所所长林俊卿、钢琴演奏家殷承宗、小提琴演琴家许斐尼，以及李嘉禄、许斐星、许斐平、陈佐湟等一大批著名音乐家，使岛上人们的音乐素养得到提高，其中，岛上人均钢琴拥有量为全国之冠，成就了“钢琴之岛”的雅称。近年来，鼓浪屿音乐节也成为岛上的一大亮点，充分显示了鼓浪屿“音乐之岛”的传统品质。

　　鼓浪屿的人文价值和文化遗产的特征还体现在它的名人文化上。它不仅拥有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还拥有名人们的故居、遗址遗迹。如，我国拼音文字的先驱卢憨章，他少年时参与基督教活动，受西方文化影响，放弃科举功业。后赴新加坡半工半读，专攻英文。再回厦门，便住鼓浪屿日光岩下，应英国传教士的聘请助译《英华字典》。由于他兼通英语华语，许多中外人士奉他为师。1892年，他创造出中国拼音文字的第一种方案——“中国切音新字”字母，撰写了中国拼音文字的第一本著作《一目了然初阶》。13年后的1905年，他又写成第二套汉语拼音方案《中国语音新字》，还专程送到北京请求推行却未被采纳。在回厦门的途中，经过上海，便再次修订方案内容，以《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书名出版，并制定官话、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广东等6种切音字方案。直到1913年，他参加教育部主持的“读音统一会”，会议决定采用注音字母。他回到厦门以后，又修订了原切音字母，改名为“国语字母”，于1915年出版《中国新字》，提出第三套汉语拼音方案。翌年又出版了《中华新字国语通俗教科书》和《中华新字漳泉语通俗教科书》。1920年，他接受了注音字母方案，设计了一套供拼写厦门、漳州、泉州方言用的国音字母，制成一套闽南国音——《闽南语注音字母、卢憨章中华新字字母、罗马字字母对照表》，被誉为“中华首创音字之元祖”，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语言学家。

　　无独有偶，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周辨明，不仅是提倡汉语拼音的先驱之一，还是最早把国际音标运用到中国的英语教学中的人。他青少年时期生活在鼓浪屿，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英文教师，后转到厦门大学，创建外国语言文学系，任第一任系主任。后留学海外，学贯中西，在汉语拼音化、方言语韵及汉字检索法等方面颇有造诣。

　　说到鼓浪屿的文化名人，不能不说被人们所熟知的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林语堂。他10岁入鼓浪屿归正教会养元小学就读，后升入寻源书院学习。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任教于清华大学。留学攻读文学、语言学。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回到家乡，出任厦门大学文学系主任兼国学院总秘书。后来，在上海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提倡幽默闲适文学，并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发起组织“民权保障大同盟”。上世纪30年代，到美国教书且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鼓浪屿不仅记录着东西方文化交融曲折的发展历程，还真切地反映了激烈变革时代的历史。它的发展不仅见证了海外归来的闽南人民积极开展近现代化建设的风貌，更清楚地记录了西方人民初登海岛、传播西方文化的足迹。

　　比如，近代第一个到鼓浪屿的美国人雅裨理。他在1830年受美国归正教会的派遣来到中国。在广州与裨治文、马礼逊两牧师一起工作，他精通中文，还曾在东南亚闽南籍华侨居住地学会闽南话。1842年2月，他前来鼓浪屿传教，是鸦片战争爆发后第一个进入鼓浪屿的美国人。说到这里，他和当年清廷的福建布政使徐继畲还有一段小故事，1843年9月，徐继畲在厦门兼办通商事务。1844年1月，徐继畲和英国第一任驻厦门领事纪里布见面，就是雅裨理给他担任的翻译。此后，徐继畲便多次向他请教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在厦门写了《瀛环志略》一书。在这本书中，徐继畲还写了一段赞扬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话，后来，美国首都公园华盛顿纪念塔内竖立的一块中文纪念碑，刻的就是徐继畲在厦门写《瀛环志略》时的那段话。这个中文纪念碑，一直被认为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见证，这也是雅裨理的贡献之一。

　　还有，被称为“中国摄影第一人”的林针，是近代第一个到美国的鼓浪屿人。他曾赴美国教授汉学，遍游美国南北各地。任满回国后，便写了著名的《西海纪游草》，记述他在美国的教学生活和见闻，首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中国亲历者眼中的美国。《西海纪游草》中，以大量篇幅介绍美国的教育，特别是科学技术。对美国的博古院（博物馆）、盲人院、养老院、报纸等，也有简略的记述。他还从美国买了一架“神镜”（即银版照相机）带回厦门。鼓浪屿日光岩东面巨石上那幅楷书“鹭江第一”摩崖石刻，就是他题写的。

　　同时，这片美丽的小岛上还记录了一个在鼓浪屿写书的美国人，他就是打马字，27岁被美国归正会派到厦门传教，他会讲厦门方言，了解闽南人的民情风俗。当时教育不普及，尤其是妇女绝大多数不识字，不能阅读《圣经》《圣诗》。他便和罗啻、宾为霖合作，创造了一套以23个拉丁字母连缀切音的厦门话白话字（又叫厦门话罗马字），几个星期就能掌握应用。他们还于1894年编纂出版简明易懂的《厦门音字典》，既有汉字读音，又有释义，这也是构成鼓浪屿独特文化的因素。

　　当然，在鼓浪屿这片宁静质朴、多元包容的文化沃土上，还记录着很多这样的人物和故事，这些人物和故事汇聚成了一条通往全球化的道路，它们各具特色又相互影响，成为鼓浪屿这座“海上花园”的一张张名片。

　　演讲人简介：洪卜仁，1928年6月出生于厦门，现任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厦门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厦门市政协特邀研究员、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组成员、厦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高级顾问。他先后在《近代史资料》、《光明日报》（史学版）、《学术月刊》、《世界日报》（菲律宾）、《新报半月刊》（印尼）等国内外报刊上发表有关闽、侨、台文章近300篇；担任主编、副主编、主审、总纂的各类志书、资料汇编、专著达100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