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5月15日晚10时，一趟列车缓缓地驶进潍县车站。奇怪的是，这趟列车只有四节车厢。车上坐着一位彪形大汉，身高一米八三，身穿浅蓝色粗布裤褂，脚蹬布鞋。别看他像个老农民，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冯玉祥。此前已在泰山隐居了大半年。

　　　

　　餐桌前的冯玉祥

　　1932年3月，冯玉祥第一次隐居泰山。同年10月，应旧部之邀，与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旧部宋哲元时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

　　当然，冯玉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在中原大战失去兵权后组织一支属于自己的部队。但在南京政府及日军双重压迫下，1933年8月，冯玉祥不得不通电结束抗日军事行动，取消同盟军总部，离开张家口。

　　对此，美国学者Youli　Sun评述道：“南京方面清楚，同盟军从两个方面构成了威胁。第一，它以公开的抗日行动破坏了南京的新政策，而且，公众舆论越来越不满于政府的妥协政策。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蒋的老对手冯再次控制了一支独立军队。这对蒋来说，可谓生死相关之事。所以，南京从一开始，就决心扑灭民众抗日同盟军。而且有趣的是，南京甚至与日军联合起来镇压冯军。”

　　1933年8月，冯玉祥第二次回泰山隐居。

　　有意思的是，隐居期间，冯玉祥突发奇想，派人去铁匠铺定做了一个摊煎饼的鏊子(煎饼是他餐桌上的主食)，让铁匠在鏊子中间凿上他亲笔书写的四个大字：抗日救国。自此，冯玉祥招待客人时，都会摆上烙有这四个字的煎饼，借以宣传抗日救国。

　　日本发出“天羽声明”

　　尽管在山中隐居，但冯玉祥对时局一直非常关注。

　　当时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继1931年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又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迫使中方于同年5月31日签署《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出长城以南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由此打开了直接通向平津的门户。

　　《塘沽协定》默认了日本对北平以北所有中国领土的占领，引发了中国人新一轮的抗议浪潮。冯玉祥在一首诗中愤然写道：“不忍想，不忍看，有志者奋起行动，还我河山！”财政部长宋子文也通过提高日本商品的进口关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在1933年7月7日的日记中，冯玉祥记录了对身边“所有差遣参赞人员”的训话：“……三、我们的抗日是为良心和责任驱使，不以成败论是非。四、抗日的责任重大，虽上刀山下油锅，碎压万断【段】,在所不辞，盼望大家坚持到底。”

　　日本的侵华野心，也是昭然若揭。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企图独占中国的“天羽声明”：

　　(1)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故日本应与各国不同，要完成它在东亚的特殊责任；

　　(2)维护东亚和平及秩序，是日本单独之责任，无须他国干涉；

　　(3)如果中国用以夷制夷的政策，日本就惟有加以排击；

　　(4)如果各国暗助中国抗击日本，那么纵令其名目为财政或技术援助，日本亦不得不反对。

　　天羽说这番话的背景是，当时中国与欧美走得比较近。蒋介石曾于1933年7月19日致电正在欧美访问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告以“中央对外政策，现定一面极力缓和暴日之武力压迫，一面切实运用欧美之经济援助，双管齐下，实为救亡复兴之惟一方针”。同年，中美签订《麦棉借款合同》、《中美航空秘密协议》，美国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贷款、出售飞机。这是日本不愿看到的。

　　“天羽声明”惹恼了欧美各国。三天后，4月20日，天羽发表第二次声明，强调日本并不妨碍第三国利益，并且也希望欧美各国多与中国通商并促进中国繁荣，而中国的繁荣是日本所欢迎的，日本的中国政策仍然以门户开放政策为准则。

　　天羽刚把狐狸尾巴藏起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同一天的补充声明，又把狐狸尾巴露出来：“满洲国(引者注：日本占领东三省后，1932年3月1日扶植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国民政府和中共及国际社会均不予承认)，日本盼望他国能承认其公允与自由之行动”。并说“列强或国联运用其政策以凌夺中国”是扰乱东亚和平的行为。

　　同样在这一天，时在中央苏区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就天羽第一次声明发表讲话，指出此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

　　同一天，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对于两次“天羽声明”，国民政府也发出回应：“任何一国未经关系国之同意，不得一意独断而涉及他国之正当权利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