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美，是乌兰浩特市兴安街星光社区人。我母亲叫陈淑华，是原毛纺厂的会计。母亲因修炼法轮功抗医拒药，于1998年5月7日死于乌兰哈特市乌钢医院，时年才49岁，她留给了我今生最痛楚的记忆。

　　母亲在47岁时查出有高血压，之后她每天都坚持服药。1996年7月，她在北山公园遇见同学李雪梅。李雪梅告诉母亲，她也患有高血压、高血糖，正在练习一种神功！这个功啊，只要你诚心诚意地练，在师父的保护下，有病不用吃药、不用花钱就能自好，吃药费事又费钱，还除不了病根，你要是相信的话就和我们一起试试吧，保证很快就见效的！还给母亲讲了很多法轮功治病的成功“事例”。“谈药色变”的母亲听说自己的高血压无需吃药，只需“练功”“学法”就能痊愈，很心动，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开始练起了法轮功。母亲在李雪梅的帮助下还买来了法轮功书籍和磁带，每天早晨与李雪梅一起练功，平时反复阅读法轮功书籍。通过有规律的运动，一段时间后，母亲感觉头痛、头晕症状缓和了一些，而且睡眠也好了不少。她把这都归功于法轮功，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神通广大的“师父”。于是，她更勤奋“练功”、“学法”，逢人就说“法轮大法好”，并按李洪志所谓“消业”的理论停止了服药。看到母亲精神状态有所好转，我很开心。可母亲练功后却不服药，这令我很不安。我劝她说练功与服药双管齐下，病才会好得更快。母亲却说：“造成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因为人做了坏事，才有‘业力’，也就是病。吃药是把‘业力’压了回去，就不能够清理身体，也就不能治病。只有通过练法轮功来‘消业’，才能彻底解决问题。”无论我如何劝说，母亲就是执意不吃药，人也变得很固执。她每天不是背诵李洪志的经文，就是抄写《转法轮》书中的内容，我如打搅她，使她抄错字，她就会很气愤地骂我。

　　1997年6月，停药半年多的母亲老说头晕。我劝她到医院检查，可母亲坚决不同意。每次一头晕，她就打坐练功，以求得“师父”的“法身”保护。功友李雪梅还鼓励她说：“你头晕次数越多，证明‘业力’消得越多。看来‘师父’已经在管你了，是给你加快清理身体呢！只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应该是不会出问题的。”为让她去医院就医，我们免不了争吵。母亲变得越来越固执、不近人情。为控制母亲的血压，我时常在她喝的水里放入少量的降压药，她知道后竟给了我两记耳光。母亲没练功之前，我时刻能感受到她对我的爱，可如今她却像是变了个人似的。那时的我年轻不懂事，母亲变得如此不可理喻，我忍受不了，一时怄气就搬到公司宿舍里住。我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我想自己的离开也许可促使母亲清醒。不久，公司将我作为业务骨干派到外地培训五个月，期间我打电话给母亲，电话那头语气很冷淡，这让我特不舒服。五个月间，我多次想给她打电话，但一想到她的不近人情，又打消了与她联系的念头。半年多没见，在看到母亲的那一瞬间，我心如刀割。母亲憔悴了很多，病情也加重了，时常恶心、呕吐、头晕，眼睛胀得睁不开。估计是我在外头的这段时间，她终日沉迷于练功、不吃药，加上饮食没规律，经常饱一顿饥一顿造成的。1998年2月，我请来大夫到家中给她治疗，她还是不肯就医吃药，说：“前世我‘造业’太多，所以现在要‘修炼’、‘消业’。你如果再阻碍我练功，就别再回这个家！”母亲的执迷不悟和冷酷，让我心灰意冷，一气之下，我又回到单位宿舍住。1998年4月25日，母亲在功友家练功时晕倒，我接到电话后，马上打了120，又匆忙赶往母亲晕倒的地方，将母亲送到乌钢医院抢救。医生说母亲是因高血压不服药治疗，使血管内压力过高，脆弱硬化部分的管道爆裂，发生脑溢血，他们已尽力，让我准备后事。5月7日上午10时09分，母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母亲的突然离世，让我活在了深深的自责与忏悔之中。母亲受李洪志的蛊惑，痴迷法轮功，我却没有知冷知热地贴身照顾她，没在情感上多和她交流、沟通，还因一时的口角任性地离家，使她在临终时也没能和我说上一句话。是法轮功害死了我母亲，每到五月，我的痛楚记忆就会像潮水般涌出，噬咬着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令我几乎窒息。希望那些仍受法轮功控制的人们能早日认清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邪教面目，尽快走上正常的生活轨道，不要像我母亲一样成为法轮功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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