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田冠秀，男、今年48岁，家住内蒙古包头市昆区白云社区。我是一名工程技术人员，主要从事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的工作，工资收入颇丰。然而，2003年初我的婚姻发生了裂变，妻子与我离婚；接着一笔投资较大的生意又惨遭失败，这使我一下子似乎跌入了人生的谷底。我在悲观失望中想逃避现实，便把自己封闭起来，每天在家里喝酒浇愁，我也反思了自己到底有什么不对？但最终也没有找着原因。
   
    这样消沉了大半年时间，工作一项也没做，可儿子我还得养活。我努力挣扎着让自己振作起来，就在此时我遇到了朱欣欣。朱欣欣当时31岁，是一家私企医院的护士。她比我小六岁，人长得很清秀。我因为有病去输液而接触了她,第一次见面我就对她有了好感。相处一段时间后，我知道朱欣欣在前年也离异了，而我倆这种情况有点“同命相连”，这反倒叫我们更加亲密起来。2003年底，朱欣欣正式答应做我的“未婚妻”。然而她提出了一个条件，却叫我始料未及---那就是我必须修炼法轮功。
     
   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法轮功不是国家定性为邪教的气功组织吗？我虽然对法轮功知之甚少，但政府对法轮功的态度我是知道的。我惊讶之余完全不理解朱欣欣为什么这样要求我？而朱欣欣对我说“如果你不想修练大法，我也不勉强你，咱俩就分手。”我问“为什么？”并且说“如果你能给出一个说服我的理由，我就听你的”。原来，朱欣欣的前夫是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因为妻子坚持修炼法轮功而影响了提拔，故俩人分手。而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无所谓有没有“政治前途”。但法轮功毕竟是邪教，我一时犹豫不决。朱欣欣反过来问我“我象坏人吗？我们修炼人是做好人的”。我无法肯定她是“坏人”，因为朱欣欣为人谦和，在单位工作很出色。每次我俩做公交车她总是给老人让座，她给我的总体印象是“淑女”型的。而我又贪慕她漂亮的外表，我真的不想失去她。就在这种心态下，我最终答应了她的要求。


   在朱欣欣的指导下，我开始跟她练习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只用了一个多月，我就基本掌握了动作要领，觉得练练功也挺好玩。但这之后，朱欣欣却不断督促我来学习李洪志的《转法轮》，并告诉我要按照书中的要求来对照着练功。我大致地把《转法轮》翻了一遍，觉得李洪志的那些话没有什么意思，信口雌黄的成分太多。朱欣欣也发现我没有认真地来学，她对我有些不满。但恰在这时我得到了一个消息:我那笔投资十万元的生意之所以赔了，原来是伙同我做生意的朋友卷着钱跑了，而他却骗我说把生意做赔了。这件事让我觉得人世无常，这世间真的没有了可信任的人。而朱欣欣却趁机教育我，她让我放淡“名利情”，参透生命的意义，通过修炼大法而返璞归真。一瞬间我感到自己的一切努力好象全没了价值，只有眼前的这个女人是我的唯一。我似乎“领悟”了什么，开始仔细地看完了《转法轮》。渐渐地我对李洪志宣扬的“真善忍”及“人类道德滑坡”等观点越来越认可，我对周围的“俗事”也越来越想得少了，一门心思全在“转法轮”的修炼中。我觉得修炼能让我的心不再苦和累，有一种淡泊和超脱的感觉。在反复看了《转法轮》后，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路上失败的原因，明白了生命的真谛。

 
   于是我下定决心精进实修，要和我所爱的人一起实现“圆满”。此时我和朱欣欣互相鼓励，又暗中结识了一些功友，我的修炼开始上“层次”了。我相信借用超自然力量能解决人类现存问题，只要放下“名、利、情”，将“本我”修炼成“佛体”，我就能够“圆满”而到达“另外的空间”。为了抓紧时间修炼，我将儿子送给了父母去照顾，心想只要能早日“圆满”，我就会用最大的“福报”来回报家人。这样，我“学法”、“练功”的劲头更足了，而朱欣欣对我修炼中的潜移默化的变化给予了肯定，她似乎更爱我了，对我百般柔情。我那时真的非常感谢“大法”，觉得正是法轮功让我拥有了纯真的爱情。

 
   为了看到更多的法轮功资料，我在功友的帮助下学会了上“明慧网”和下载，后来干脆在我家建立了资料点（由于我是一个人居住）。我还按朱欣欣的要求，把过去辛苦挣的钱拿来买了电脑、复印机等设备。自以为这样可以让朱欣欣高兴，也能够“紧跟师父弘大法”而使自己“层次”更高。接着，我们还纠集了一帮同样盼望“圆满”的功友走出去，偷偷在社会上散发了大量的法轮功传单。这期间我和朱欣欣经常从“明慧网”下载“新经文”进行学习，，但我们对“法”的探讨有了分歧，开始了争吵。而我们争论的主要焦点是：我认为修炼人不应该去过问政治，可“师父”的“经文”老是强调“反迫害”，这似乎与“修心性”和“真善忍”离得较远。朱欣欣却说“师父让我们救度众生，救的人越多就越有功德，只有法正人间了我们才能圆满”。我自然说不过她，又不能对“师父”表示怀疑，只能沉默了事。


   就这样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基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对儿子的关心也远远抛在了脑后。我的父母多次问我在干什么？我只说自己在谈恋爱。父母当然希望我能重新组建家庭，就对我不管儿子的事也没多想。2004年12月份的某一天，朱欣欣打来电话告诉我：她的一位呼和浩特的功友给她送来了最新的“大法资料”，特别好，叫我赶快来看看，好准备下载进行制作。我到了朱欣欣租住的房子里，她拿出一本小册子，同时给了我一个优盘，叫我今晚就连夜做出五十本，好发给其他功友和散发一些。 我打开这本小册子一看，题目叫《九评共产党》。我大致看后就感到不对劲，先不说内容对不对，搞这种东西起码就是公开的要与共产党的政权对着干，这不是要明显地参与政治吗？可朱欣欣却十分兴奋，她要求我赶快把《九评》制作出来，说要将这本册子邮寄给各党政机关，还说这是呼市功友的“讲真相”的做法，到时一定会轰动全社会的。我当时口头答应着，可回到家后我又仔细地把这本《九评》看了看，越看越觉得害怕，我明白这种东西是不能传到社会上的。否则，我这个修炼人就会成为搞“政治阴谋”的反动分子。

   我的家庭是工人出身，我的老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他虽然退休了，但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他对党的感情我是知道的。如果我去做这种反对共产党的事情，老爹非活剐了我不可。我越想越觉得可怕，我更是对修炼“大法”开始产生疑惑，难道修炼不是为了寻找生命的回归？却要搞什么政治谋求吗？我那一夜反转辗侧没能入睡，朱欣欣交给我的“任务”我也没有去做。第二天，朱欣欣打电话问我下载制作的事，我推托有事没能办。可她接二连三地催促我快办，我干脆借口到乌海市的妹妹家躲了起来。一周后我从乌海回来，一进门发现制作法轮功资料的那些设备都不见了。原来，朱欣欣有我家的门钥匙，她见我不在就把设备搬到了她的住处，与另外一些功友制作了大量有关《九评》的资料。


    朱欣欣见我回来了就好一顿数落，说我不精进，“常人心”没去掉，“执着”一大堆。我不由地和她争吵了起来，我表明是反对散发《九评》的，因为这不是修炼而是参与政治。朱欣欣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突然严厉地说：“你是不是要脱离大法去当犹大？如果你不想修炼了，就给我滚蛋！”我第一次见到朱欣欣露出了如此凶狠的面目，面对这个我深爱的女人，我不禁问她：“你到底爱不爱我？”朱欣欣发出一声冷笑，不屑地说：“你还放不下名利情吗？说什么爱不爱？笑话！要说爱，我只爱大法。”我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个跟我同居了一年多的女人，她平时的那些温柔、娇作瞬间化成了一把把冰冷的利剑，直刺进我的内心。

   我离开了朱欣欣，把自己关在家里苦想了半个月。可我实在想不通她为什么这般冷血？为了她我放弃了工作、不顾孩子，为了她我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供“弘法”使用，甚至参与了违法活动。可这一切在她的眼里只不过是修炼大法的一种需要。我对于她的价值看来只是她在修炼道路上的一种陪衬，就象一个走路走累的人随手捡起一根木棍来杵一杵一样。是啊 ，朱欣欣一心要修炼“圆满” ，我这根“木棍”对于她追求成为“佛道神”的目的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总算明白了朱欣欣表面的一切“做好人”（比如给老年人让个座、在单位主动打扫卫生等小事），其实都是为了给自己积功德，而功德多了还是为了能早日“圆满”。她漂亮的外表下深藏着一颗极端自私的心，而我却幻想着她能把心交给我和我共度一生。我真是幼稚呀，我感到命运又一次无情地抛弃了自己。而朱欣欣那边始终没有再给我来电话，我的心哇凉哇凉地阵阵发痛。
 

   2005年3月，就在我和朱欣欣分手后的两个多月，我被公安部门拒捕。原因是我参与了以朱欣欣为首的法轮功地下组织违法活动。原来，朱欣欣他们在散发《九评》时被民警跟踪，最后朱欣欣她居住的窝点被破获。而朱欣欣及那些功友异口同声地说设备都是我提供的，看来他们是商量好了要拖我“下水”。我到这时也不再隐瞒什么了，就把我和朱欣欣是怎么认识的来龙去脉都向公安坦白了出来，我还把我知道的一切情况都进行了交代。由于我的认罪态度好，又没有参与《九评》的散发，公安部门决定不追究我的法律责任，而是叫我参加了由反邪教志愿者组织的教育转化学习班。在反邪教志愿者的细心帮教下，我认清了法轮功邪教的本质，也认清了李洪志大骗子的嘴脸。可我的老父亲却因为我出了这件事而气得生病住院，经过抢救才保住了性命。我的母亲带着我儿子来学习班看我，我羞愧难言，抱住儿子大哭了一场。


   后来我又重新做起了自己的工作，但直到现在我仍是单身一人。这十年来，我把主要精力全放在儿子的培养上，没再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今年儿子考上大学去了外地，年近八十的老父亲劝我再成一个家吧，不要一个人苦撑下去。而我对这个问题不知所措，也许我一个人已经习惯啦。但朱欣欣给我的法轮功“爱情”及教训始终让我刻骨铭心，从那时起我的“爱情”就死亡了，我的心被“封杀”在那沉痛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