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母亲有“特异功能”的故事是同村的一个大姐亲口对我讲的。

　　这位大姐，名字叫金桃。母亲嫁到我们村的时候，金桃大姐还是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按村里的称谓，她管我母亲叫“姨娘”。过去，无论农村牧区，姑娘家学习针线活儿，是生活的基本功之一。女红，谈婚论嫁的重要条件之一。那时，媒人穿针引线，介绍对象时，男方家首先打听女孩子女红如何，而不是长相怎么样。母亲从小受这方面的教育和训练，练就了一手好女红手艺。记得小时候，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经常来家里向母亲求教，甚至住在我们家学手艺。金桃大姐便是其中之一，特别是因为她母亲早逝，没有人教她，就向我母亲学做针线活儿，两个人成了忘年交。

　　1969年夏天，母亲患病，我回老家探视期间，有一天去金桃大姐家串门，大姐就说起做姑娘起和母亲学做针线活儿的事情，她对母亲的为人和女红手艺赞美有加。其中有这么一段故事：一次生产队要剪羊毛，组织妇女劳力参加。有一天，母亲和村里的一帮妇女一起去剪羊毛。内蒙古东部地区农村妇女通常在上衣外面套穿黑布做的无袖长袍，当剪到半晌午，太阳也热了，干活也出汗了，妇女们把套穿的无袖长袍脱下来，各自放在一个有记号的地方。领头的是个男队长，出于好心，把人们零散放起来的无袖长袍归拢到一块儿。没成想好心办了坏事儿，等到中午下工了，一看衣服堆到一块儿，七、八件无袖长袍颜色一样、长短新旧差不多，人们不好辨认了。这时候，母亲走过去，在一堆衣服里首先挑出了自己的衣服，接着又详细端详，分别辨认出五、六个人的长袍，最后剩下一件长袍上的针脚她不熟悉，便断定那是从外村嫁过来不久的一个年轻媳妇的长袍。

　　当时，我对这件事感到奇怪，但是没有机会向母亲细问。当年秋天，我带母亲去北京治病，在排队等着住院的日子里，我和母亲天南海北的聊天。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这件事，就问母亲那些衣服到底是怎么辨认出来的呢？母亲回答说是根据针脚辨认的。密密匝匝、绵绵密密的针脚，怎么能辨认呢？母亲说，针线活儿跟人性格很有关系。有人性格沉稳，办事认真，针线活儿也认真细腻，针脚均匀，好看；而有人干活儿毛手毛脚，做出的针线活儿也粗糙，针脚力度、距离都不均匀。同一个村的妇女，经常观摩各自的针线活儿，有的甚至是她教出来的徒弟，做出来的活儿非常熟悉，一看就能看出来。母亲说得很淡定。

　　有道是“隔行如隔山”。母亲看我对她的一番解释似懂非懂的样子，就说，“你们班好几十个学生，你们做的作业，老师不是一看就能辨认出你们每一个人的笔迹吗？”噢！对呀。这个话倒是对我启发很大。母亲曾经在扫盲班认字写字，看来对写字的道理也略知一二。由此，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把针脚与笔迹相比较，很有说服力。我也想起来一个细节：农村妇女聚在一起，除了谈论家长里短，往往不经意之间伸手摸摸对方的衣裳，看看面料质地、问问价钱，甚至把对方的绣花鞋也端详半天，这就是研究对方的针线活儿手艺、针脚，就像我们欣赏别人书法作品，道理是一样的。

　　再后来，我在报社当编辑，对母亲说得那番话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开始在报社记者部编稿，蒙汉文驻站记者四五十号人，时间久了，对每个记者的笔迹了如指掌，一看标题的字迹便知道是谁来的稿子。再后来，我在蒙古文报编辑部工作十几年，那时候还没有用上电脑，稿子都是手写稿。看稿、编稿、审稿，每天有大量稿子经我手。这样，久而久之编辑部百十来号人的字，一看就能知道是谁的字。写字就是奇怪，百人百样笔迹，有些人字写得秀气，有些人字难看。但是。同样是秀气，秀气得也不一样；同样是难看，难看得也不一样。虽然退休好几年了，就是现在把那些老编辑、记者写的字拿过来，我也能辨认得八九不离十。

　　原文链接：http://www.northnews.cn/2018/0822/29165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