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他对我的影响最大的是价值观和人生观。他主张要爱一切人。世界上每个人活得都不容易，哪怕是坏人，观察他的全部人生，也有怜悯的必要。怜悯也是一种爱。爱和被爱才是我们人活着应该争取的。

　　母亲老了。有一段时间，总是问自己的毛巾不知道被谁偷偷拿走了。反复多次，周大新才发现，这是母亲小脑萎缩的迹象，先是记不清事，后来认不出人，两年之后，母亲离开了人世。

　　谁能保证自己老了不会有这样的境遇？渐入老境，周大新也有一种恐惧感。他敏锐地感受着将近老年的生活，并知道这感受的珍贵。他相信有越来越多的人会有类似的体验。他有种冲动要写作，通过文字反映老年人的生活。

　　这就是《天黑得很慢》的来历。养老、就医、再婚、儿女等等，小说既写出了人到老年之后身体逐渐衰老，慢慢接近死亡的过程，也写出了老年人精神上刻骨的孤独。

　　近日，中华读书报专访作家周大新。

　　中华读书报：这些年，您生命中那些特殊的经历，使您受到很大的触动，作品是否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周大新：过去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不是切身经历，感受不是特别真切，难免写得轻，没有重量，只是在编故事上用力，很多东西没上升到哲学层面。自己经历的事情，才有真正深刻的体验，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

　　中华读书报：在小说结构上您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选择从陪护者的视角切入？

　　周大新：我住处的附近是玲珑公园，是夏季老人们纳凉的好去处，尤其黄昏时活动很多，打牌的下棋的推荐保健品的都有，我觉得，用黄昏结构我的故事应该很有意思。对老年人的观察总得有个身份，保姆的视角特别直接真切，医院和家庭护工可以直接接触老人身体，感受他们的精神问题。这个身份叙述起来最舒服、最便捷、容易被人接受。为了符合人物身份，我在叙述上没有太多修饰，语言比较直白，是为了真切地进入读者的脑子里。好处是，看不到的就不写，比如小说主人公萧成杉的女儿在美国的生活、萧成杉以前的生活都可以不讲，省却了很多叙述上的麻烦。

　　中华读书报：作品中引用了一些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小说后半部分笑漾去吕梁山找道长求医问道，都是为了延缓衰老，您怎么看？尤其是道长所说的，通过吃奶的方式唤醒记忆，可有科学依据？

　　周大新：小说中既有技术也有幻术。小说前四章起类似拍惊堂木的作用，我用这个办法吸引观众。就像乡村里演戏，正戏开演之前要敲很长时间锣鼓。这里讲了很多技术，有些是忽悠的，有些是真实的，我相信科技发展会为延长生命带来福音。涉及“道”的部分，我是尽量符合道家传统。一位专门研究老年痴呆问题的专家看了后说，周大新的书不是科学著作，但有点道理。经过心理干预的病人会有好转。

　　中华读书报：写作上没有什么难度吧？写了四十多年，写作经验和技巧都非常成熟了。

　　周大新：每一部作品确定之后，怎么写都是痛苦的过程。最痛苦的是用什么样的叙述视角、叙事节奏、叙述样式，必须和自己不同也和别人不同。这是折磨人的。一旦确定叙述节奏，还要不断试验。这部小说几次开头都扔了。思考的时间很痛苦，搭架子很困难。

　　中华读书报：那写完《天黑得很慢》，您是否满意？

　　周大新：至少把我的思考说出来了。说出来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想会对老年人甚至对青年人都有意义。以后别人可能说得更好，但是写完这部小说我没有遗憾了。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的两个女子，馨馨和笑漾，都遇人不淑。您对现代感情是否也持一些怀疑？

　　周大新：中国每年结婚的有九百多万人，离婚的有三百多万人，离婚率已经达到近三分之一。我们那个年代，特别是乡村，一旦结婚是要过一辈子的，现在社会经济条件等各方面变化很大，家庭很不稳定，这也是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之一。人口可持续发展，生育率应该保持在2.1%，我们国家是1.2%，这和婚姻的不安全感有关系。

　　曾经有一个朋友结婚，我送了他礼物，随后打电话问他收到礼物没有，他说已经离婚了——我确实对婚姻的质量有一些疑问。这也是我想写这两个女性形象的原因。我把这些疑问呈现出来，希望能引起读者一些思考。

　　中华读书报：笑漾经历着痛苦，但依然支撑自己义无反顾地履行对雇主的承诺，对老人不离不弃。您的作品中很多人物，如《曲终人在》中的省长欧阳万彤，也承载了您的理想——是否也有理想主义情结？

　　周大新：我相信生活中肯定有这样美好的人物。没有我就创造，我确实有理想主义情结，生活中恶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想给人们描绘一个美好的画面。

　　中华读书报：这种价值观，是受谁的影响？

　　周大新：列夫·托尔斯泰。他对我的影响最大的是价值观和人生观。他主张要爱一切人。世界上每个人活得都不容易，哪怕是坏人，观察他的全部人生，也有怜悯的必要。怜悯也是一种爱。爱和被爱才是我们人活着应该争取的。

　　中华读书报：老鼠药在小说中出现过两次，分别用于笑漾和萧成杉的寻死。这个情节的设置，是否有重复之嫌？

　　周大新：我想不出不用鼠药的话，还用什么药来代替。别的药包括安眠药都是处方药，很难拿到。我尽量让读者忽略这个细节，它只是一个存在。

　　中华读书报：在您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几乎是两年半一部的节奏匀速前进。

　　周大新：像我这样不善于说话的人，只能靠文字表达。除了写作，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我也确实受到一些刺激，有些对人生、生命、自然的感受，想倾诉给读者，和他们交流，这样他们不需要像我一样经历那么多、过多少年之后才能悟到。

　　也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作家这种职业，应该对人类发展进步做一些事情，其实就是生产精神产品，供大家享受。你可以呼吁大家珍视生命，重视生命的脆弱，给大家一个提醒。如果直接从理念上说大家可能不重视，通过小说，会强烈地打入脑子里。

　　中华读书报：您现在的创作状态如何？

　　周大新：小说越来越不好写，遭遇的痛苦越来越多。世界上年轻的作家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作家不断在变化，不断创造，好多路都行不通了，要有自己的独创很难。这个行当，其实真不好干。

　　中华读书报：但是您坚持了这么多年。

　　周大新：我是愿意做的，虽然苦，很有成就感。从事写作，真正快乐的时间很短。当你把一部书大的结构搭好，写作完成很快乐，刚拿到书，又要考虑下一步。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中华读书报：在这场马拉松的赛跑中，您有规划吗？

　　周大新：就像小说里的萧成杉，计划写三百万字，最后生病没能完成。进入老境不能做大规划，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必须小规划，这样才能不落空。将来可能写一写散文，把我的思考用散文的笔法写出来，篇幅短一些。但是有一个前提，必须让自己激动起来再写。今天是一个崇尚青春的时代，报纸、杂志广告……都是年轻人的天下，我有点担心：年轻人会愿意看吗？

　　中华读书报：您是军旅作家，但是相关的军旅题材相对并不多。

　　周大新：20世纪80年代，我写了《汉家女》，是关于南部战争。后来《战争传说》《预警》算是军事题材。相对来说军旅题材确实少了些，我对养育我的军队表示歉意。

　　军队是特殊集团，要鼓舞士气，打胜仗。作家又是不断发现问题的，对生活不满足才去写作。这是悖论。所以我宁愿把人物放在更广阔的世界。像《曲终人在》那样的作品，所有人看了都会明白。我不止是写腐败，更是在写人生，如果真正读懂了，不论是普通读者还是官员，会有很多领悟。

　　中华读书报：无论是《安魂》《曲终人在》还是《天黑得很慢》，读完您的作品，总觉得悲凉。

　　周大新：这和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关。生命这个过程对人来说是个悲剧，所以我的作品很多是悲剧结尾：那么辛苦地长大、学习、劳动，最后是衰老、死亡——我连我爷爷的名字都不知道，曾祖父、曾高祖埋在哪里都不知道。连最亲的后代都不记得，他们活这一生的意义是什么？我经常追问自己，总觉得有种荒诞感。从乌有中来到乌有中去。这不是一个悲剧吗？我经常追问活着的意义。尽管人们不断为自己制造各种借口——有些观念可能不受年轻人喜欢，这是老作家应该注意的，甚至应该注意文字操作水平。

　　中华读书报：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提高文字操作水平？

　　周大新：大量的阅读。看今天一线的作家和外国作家，还要根据我们的文学传统和自己操作文本的习惯，不断地更新语言样式和风格，甚至包括使用文字的数量。

　　中华读书报：使用文字的数量？是您的发现？

　　周大新：我通过观察自己，看别人的小说也能发现，一个作家使用的文字其实不多，几千个字而已。用的字数越多，带来的寓意含量越大。人们常喜欢用自己习惯的语言表达。

　　中华读书报：通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不断学习创新，但是从您的小说中很难发现有对外国文学的借鉴。

　　周大新：我早期读的还是传统的文学作品多，我们看到的西方文学作品，并不是原作。你要学的可能就是翻译家润色之后的作品。你写的是中国题材、中国人物、中国故事，就得从中国的传统中汲取，再和现代的语言交集、交汇。

　　我自己觉得，学的那些东西和你写的东西不搭，就有一种防备心理，很警惕。所以当时我的写作“不先锋”，不太被关注。评论家陈骏涛曾写过评论，说我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

　　中华读书报：那您看外国文学，借鉴的也和其他作家不同吧？

　　周大新：我吸取的是他们对人生，对生命、对人性、对社会的观察，观察的角度和态度，怎么表现社会生活、表现人性的手法，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叙述语言，叙述方式，把握住创新的原则就行。这是无限的。虽然难度会越来越大，同时也越来越有挑战，总能找到新的出口，开拓更广阔的天地，这是最能考验作家创造力的。(舒晋瑜)

　　原文链接：http://www.northnews.cn/2018/0408/281963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