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世纪时，从意大利“水城”威尼斯来到中国的旅行家马可·波罗，一路从东向西走来，发现草原上的“勒勒车”很有特点，于是他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对蒙古族牧民使用的“勒勒车”的形状和使用情形，做了这样的介绍：“除了四轮车子外，他们还有一种两轮的优质车子，也同样用黑毡子盖着，并且制作得也十分精巧，即使整天下雨，车中的人也不会感到潮湿。鞑靼人(注：此处泛指蒙古人)的妻子、儿女、日常用具及所需食物，都用车子运送。车子由牛和骆驼拖着前进”，他还用笔画下了蒙古官员乘坐豪华“勒勒车”的插图。

　　勒勒车曾经是蒙古族牧民们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说跟蒙古民族一样久远。勒勒车是一种蒙古式的牛车，也可以用马或骆驼来拉，是适应草原上的自然环境和蒙古族的生活习惯而制造出来的交通运输工具，简单轻便，能载重350至450公斤。勒勒车车套极简单，初期只用一块弯曲的木条卡在牛脖子上，用湿柳条柠成绳将其拴住两辕，用以挽车，不致脱落。经长期使用，发现湿柳条干了会自行断开，便改用生皮条。勒勒车的特点是车轮高大，轮子的直径达到1.4米左右，相当或者超过了当地牛身的高度，与马的身高差不多。车轮原材料多数是桦木、柞木的。将桦木或柞木烘烤之后，使其弯曲，几段弯曲的树干连接在一起，便成为车轮。车幅多数在15至20根之间，因为它可在草原上自由行走.还可以走山路、沙漠、沼泽和雪地，被誉为“草原之舟”。“勒勒”是个象声词，是根据赶车的牧民发出的“嘞——嘞——”吆喝牲口的声音模拟的。

　　由于游牧民族长期逐水草而居，迁徙不定，从而对交通运输工具的需要极为迫切，使车辆等交通运输工具在内蒙古草原上较早地得到应用。据《汉书·杨雄传》记载，匈奴地方已有了车辆，公元3世纪的敕勒(也称为“丁零”)人以造车闻名，他们所造的车“车轮高大，辐数至多”，非常适应草原的环境。到了辽代，蒙古族的造车业已经很发达，并且广泛地应用于游牧生活之中。

　　历史上，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比较多，大都擅长骑马征战，军民合为一体。由于勒勒车在深草和雪地中行走方便而且迅速，被人们称之为“草上飞”，因而又常常作为战车在战争中驮运军队的辎重。平时勒勒车是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主要运输工具，人们都用它来拉水、运送燃料、运输货物。遇到“走敖特”(倒场)迁居的时候，勒勒车又是牧民们装载蒙古包和家庭生活用品的必要工具。有时牧民婚嫁时接亲送亲也使用勒勒车。一般每户牧民家都预备有一辆或者几辆勒勒车。勒勒车不使用时，还可以将车轮连接摆放，作为栅栏。一般情况下，用牛挽车，一牛一车。有的车上设有棚架，用芦苇、毡子、皮张围盖。车上成为一个船舱似的车厢，“行则车为室，止则毡为庐”，一家人可以居住在勒勒车上。行驶的时候，一家人的勒勒车可以首尾相连，由一人驾驭就可以了。

　　晚清伊犁将军、珍妃之兄志锐从张家口途径察哈尔地区到乌里雅斯台的途中，见到“商贩皆以牛车载货，赴库(即库伦)、科(即科布多)二城。数百辆联为一行，昼则放牧，夜则行路。一人可御十车，铎声琅琅，远闻数十里。舆夫皆胡儿，暇则作歌。每宿一台(即台站)后，遇其来则彻夜不能寐。”于是，他写下了《牛车》一诗“百辆牛车列一行，铎声零断响郎当。胡儿闲理边城曲，一夜征人欲断肠。”志锐在诗中所说的牛车，包括勒勒车和汉板车，以及5头牛拉的大型牛车“碰倒山”，是适合察哈尔地区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之一。

　　勒勒车平常单车行走很少，往往七八辆头尾依次连接，组成一队行驶。在最后一辆车挂一木梆或铃铛，坐首辆车者凭借木梆或铃铛的声音判断车队是否中间脱节。这种勒勒车队，被后人称为“草原列车”。每当蒙古族牧民走“敖特尔”或者祭敖包、参加那达慕盛会的时候，常常是十里百里的牧民走到一起，几十辆、上百辆的“勒勒车”前后相连，鱼贯而行，十分壮观。

　　在察哈尔草原，蒙古族牧民还将勒勒车进行改装，成为篷车，被称为“哈木特尔格”。它是用木条制成半圆形状的篷架，外面包上毡子或帆布，可起到防风防晒避雨的作用，主要用于拉运生活用品、搬家或走“敖特尔”。这种被改造过的勒勒车，又称为“毡车”。传说汉代王昭君出塞，远嫁呼韩邪单于时，就是坐的这种毡车。元朝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张翥曾写过一首《昭君怨》词，其中有这样两句：“队队毡车细马，簇拥阏氏如画。”张翥的同事迺贤在《塞上曲》中更写到上百辆毡车连在一起，用骆驼驾辕，老妇人赶车的情景：“杂沓毡车百辆多，五更冲雪过滦河。当辕老妪行程惯，依岸敲冰饮骆驼。”

　　此外，察哈尔蒙古族牧民还将勒勒车改装成储存肉食等生活用品的“库房车”和专门拉水的“水车”。资料显示，1949年锡察盟地区畜力车42411辆，1952年达到45625辆，1958年为58253辆，1962至1963年为高峰，达到64600余辆。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迅速发展，上世纪70年代勒勒车在察哈尔草原上，逐步被汽车、摩托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取代，现已成为草原上各大旅游景点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