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墓有不少，仅在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就有呼和浩特市大黑河畔的昭君墓和达拉特旗黄河南岸的昭君坟。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形制差不多，但一个是土丘，一个是石山。达拉特旗的昭君坟在该旗的昭君坟乡，与其相关的也有一些传说，比如它附近有一个叫白土卜子的地方，出白土，乡人用它来刷墙，据说就是因为昭君的粉钵掉在了此处才形成的。当然相比之下，似乎呼和浩特市的昭君墓名声更大，历史上多有记载。

　　古有四大美女，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据说分别是指西施、王嫱、貂蝉和杨玉环，而这四美之中，似乎只有王昭君最后成了正果。呼和浩特市有昭君文化节，有昭君文化研究会。关于昭君的书刊、影视作品也出了不少。虽然匈奴的影踪早已经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之中，但王昭君却成了民族团结的象征。但历史上(即使近世)文人墨客表达更多的却是另一种情怀，他们关注更多的是人性的昭君，与政治的着眼大异其趣。

　　黄裳先生有文记述其曾与汪曾祺先生探讨《昭君》剧本一事，黄先生认为，“和亲是汉家对北胡的政策，在政治的大层面上考虑是一回事；至于具体到王昭君个人，那还只能是被当作货物或筹码，牺牲、使用的被侮辱损害的对象。”黄先生说，杜甫的诗号称“诗史”，但他所作的《咏怀古迹》关注的却是昭君的个人命运，“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并未触及汉家的和亲政策和民族团结主题。

　　黄先生引述了鲁迅先生在《阿金》中的话，鲁迅先生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绝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黄先生说，鲁迅先生的话说得明明白白，“安汉”是因为当时执行了和亲政策，而不是因为昭君的功劳，这就将政治行动和个人作用分得清清楚楚。

　　和亲作为策略，在中国历史悠久。我们关注最多的是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和亲政策，其实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少数民族王朝之间，都有和亲策略。即使一代天骄如成吉思汗者，也多次采用过这样的和亲政策，后来的清王朝也是如此。从大局讲，这是一种政治战略需要。而对于个体而言，可能就有各种各样的际遇。

　　在汉代，从高祖时期就开始了和亲策略。元帝时期只不过是这种战略的继续。但“楚臣去境，汉妾辞宫”(钱锺书语)显然不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所以，当匈奴大单于遣使来向朝廷求婚，元帝下令择宫女之美者以赐匈奴时，就出现了宫女为了不做胡妇而自尽者。

　　史载，王嫱非一般女子，她主动上书掖庭令，自请遣往匈奴。所以，她也更引发了文人墨客的悲悯之情。而对这种发乎情的自然行为，大可不必挞伐有加，认为是贬低了昭君的品质，危害了民族团结大义。那种昭君出塞只能是欢天喜地，不能是哭哭啼啼的悖逆人性的思维才是不健康的。传说昭君辞宫北行，也曾登高回望，并取琵琶奏出塞之曲，声调悲凉，闻者无不垂泪。文/史万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