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与变异是生物学领域的专业用语，人类很早就认识到了生物体在进化过程中存在变异的现象，所以，在中国有句俗语叫“龙生九子，各不相同”。中国先秦时期的典籍《庄子》一书中也曾提到“种有几”的论述，意思是说：“万物虽由共同本质化生而来，但因环境条件的不同会表现出千差万别的结果”。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社会，也是自然界不断进化的结果，人类社会组织在发展进化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生物体变异的现象，邪教组织作为人类文明社会的“恶之花”，因特殊的生存发展环境，其演变过程中变异现象尤其明显。

　　在中国历史上，邪教组织顽固存在已达上千年之久，无论是其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还是其对政权稳固都曾经造成过极大的威胁。历代执政者虽然对邪教的态度一贯都是“必欲除之而后快”，但结果却皆不尽理想，多数情况只能将其消灭于一时而难以彻底根除，其生存能力可谓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种现象的产生，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原因，但从邪教组织发展变异的角度出发，我们也能发现一个简单的规律，就是邪教组织自我保护能力很强，绝不会消极被动，坐以待毙，而是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的掩饰、伪装、修正自己，不停的改头换面，发生变异，目的就是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尽力规避打击，为自身利益和组织苟延残喘赢得生存空间。

　　一、传承方式的变异

　　历史上，邪教组织传承方式比较复杂，最初，南宋僧人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及后期形成白莲教的时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师徒传承方式，组织继承性相对来说比较松散，随着时代的变化和邪教势力的坐大，以及统治者当局对其越来越严厉的打压，逐渐形成了稳定且紧密的家族传教制和师徒辈分制传承方式。

 

　　闻香教创立者王森据说因救狐仙而得异香之术

　　家族传教最典型的莫过于明代闻香教教主王森家族。由王森创立的秘密教门“闻香教”，从明朝万历初年到清朝嘉庆二十年，传承十几代，前后递传200余年，数易其名。王森原为白莲教徒，因为明代政府严厉查禁白莲教，王森为逃避明政府对白莲教的镇压，借口因得到“妖狐异香”改名为闻香教，后又称东大乘教、清茶教等，以及后来由其徒子徒孙改头换面、新瓶装旧酒，重新包装出来弘通教、红封教等各分支，这些邪教组织历经明清两朝，传教范围遍及许多省份。

 

　　八卦教在创教时并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目的只在于传教敛钱，曾富甲一方

　　八卦教兼有师徒辈分传承和家族传承两种方式。刘佐臣最初创立八卦教，在其病故后，由其子刘儒汉掌教，刘儒汉病故，先后由其子刘恪与孙刘省过掌教。刘省过掌教期间，八卦教不断的分流出各支相对独立教内派别，其中离卦以郜云龙子孙为教主，震卦以王中为教主，坎卦中直隶一支以张柏为首，山东一支以孔万林为首，直隶大兴一支以屈得兴为首。艮卦由张玉成父子掌教，巽卦由山东单县张贵弟兄掌教，乾卦由河南虞城县张宝、张文士掌教，兑卦由陈善弟兄三人掌教。这些独立的教内派别，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扩大八卦教的影响，增强了其组织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的作用。

　　其实，历史上的邪教组织，无论是家族传承还是师徒传承，大小小的头目都把传教作为一种“生意”来做，都是为了捍卫其既得利益。因此，当一个邪教组织被镇压或其教首死亡，因为固有的成熟传承方式，散落的民间的信徒或教首后人，当他们生活困苦或不如意的时候，他们就会重新拾起“传教”这门耳濡目染的手艺来改善贫穷的状况。如“全能神”就是原“呼喊派”成员赵维山带着一批成员从“呼喊派”中衍生出来，自立门户，变异出来的新的邪教组织。其他邪教组织诸如“灵灵教”、“被立王”、“主神教”、“门徒会”等邪教组都与“呼喊派”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发展模式的变异

　　所谓邪教的发展模式是指在特定的生活场景中，特有的历史、经济、文化等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从历史上看，邪教组织通过自身传承的发展模式大都维持不了多长时间，而通过组织分裂、他人模仿创立新教等，就为其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如果说创教者通过个人魅力和人格吸引力创立和发展了一个庞大的实力雄厚的邪教组织，那么他死后，继任者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分裂就不可避免了。即使是教主活着的时候，也会因为财富的分配不公，发生内讧，另立山头。可以说，分裂是邪教组织到处衍生、变异、开花的主要原因，也是其重要的发展模式之一。如嘉道年间的一炷香教，除了山东历城县孙大凤所传一支是康熙年间山东商河县人董四海所传一炷香教之嫡传外，其他几支，山东城武县人姜明所传好话教、直隶南宫县王金玉所传离卦教、直隶广平府邯郸人冯大坤所传如意教皆为分裂而成。又如青莲教经过几次分裂、重组后，发展出一贯道、同善社、归根道、普度道等分支，后来成为民国年间的主要会道门。在一贯道内部，道首张光璧活着的时候，就存在师尊派和师母派激烈的争斗，各派为了各自的利益，疯狂的扩张势力范围，发展新的组织。

　　由于创教和传教是实现快速发财致富的一种手段和途径，所以历史上有许多的人仿照先前存在的或正在秘密流传的教门组织形式而模仿创教。如雍正十年，直隶赵州府隆平县的李思义，以治疗疾病为名，传习“儒理教”。李思义籍隶直隶隆平县，自幼读书，因“不得上进”而学习医书。后因病人甚少，贫苦难度，遂创立“儒理教”，藉此骗人钱财。山东荷泽县王中，其祖父王志诚行医为生，会坐功运气，著有《运气歌诀》一书。王中自幼读书未成，遂改学外科医理。乾隆时期因行医行业不景气，遂决意作劝善之书以骗取钱米度日。他将平素耳闻记忆的祖父所遗《运气歌诀》同鄙俚歌诀相混，写成《行善书》。又作一块二尺多长的黄布，上写中天老爷、先天老爷与后天老爷字样作为牌位，供奉家中。又于牌位前供三杯清水，故取名清水教。

　　不断变化花样，通过改变名称，一教多名或多教一名在邪教发展史上屡见不鲜，这种发展方式和模式是一些邪教组织为求自保的必然选择。如近期，法轮功邪教组织就衍生出“法无定法”、“如意世界善法”等变异组织。“如意世界善法”更是以“肉身弥勒”现世为名暗中串联，发展成员，企图瞒天过海。全能神邪教组织有“东方闪电”、 “全能者”、 “女基督”、 “七灵派”等多种不同的称呼和名字。

　　三、隐身形式的变异

　　邪教如何隐身，是其自身能否避免当局打击、安全存在且发展蔓延的核心与关键，决定了其盛衰和兴亡的命运。明清时期有这样一些教门，以特定的传徒方式，隐身于特殊的人群当中。如明代吕尼所创立的西大乘教，只接受皇宫里的公主、嫔妃、太监、宫女及各级官员的朝廷命妇入教，在皇家功德院——顺天保明寺即皇姑寺的掩护下活动，传播虽不广，但却得以长期安然存在。清嘉庆年间直隶束鹿县的一支弘阳教，只吸收寡妇入教。这支弘阳教教首也是看准了这部分人的生活需要，在封建中国，一个妇女如果死去丈夫，生活就会遇到严重的困难，还会带来种种麻烦，弘阳教吸引夫故无嗣的妇女入教，对于这些身处绝境的妇女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帮助，入教之后，可以通过传徒，还有一定的收入，使这些穷苦无着的妇女，生活上得到一定的保障，因此入教的妇女越来越多。

　　当然，更多的邪教还是隐身于于宗教信仰、民间信仰之中。白莲教以佛教信仰的面目出现，弘阳教以道教信仰的面目出现，同善社、道德学社则以传播儒家文化的面目出现，盗用基督教名义的邪教更是比比皆是。还有部分当代邪教也设计一些等同于民众的文化娱乐的活动，隐身于民众的消遣娱乐形式之中。如全能神组织的唱“新歌”、跳“灵舞”等活动，所谓“新歌”曲调都是国内曾经或者正在流行的歌曲的曲调，如《众子民心里乐开花》（调用《编花篮》）、《神已来到神已作王》（调用《我为祖国献石油》）、《实际神来了真是好》（调用《永远是朋友》）。其内部还专门创作了一首名为《献上咱一颗真诚的心》的“新歌”，用以鼓励其追随者学跳“灵舞”。

　　四、人员组成的变异

　　邪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员的组成结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在随时发生着变化。早期的秘密教门主要是在社会下层发展信徒，大部分是农民，还有一部分小商人、手工业者乃至失意的下层知识分子等。这些人缺乏经济实力，更没有政治权利，加入教门组织也算有了一种归宿。

 

　　民国会道门史料书籍：《理门须知》

　　当其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为了寻找保护伞，逃避当局的打击，其教首开始拉拢上层人士入教，攀附权贵。闻香教教主王森在京城“结外戚中官，行教自如”。天理教大肆拉拢宫中太监入教，以致发生天理教徒一度攻入紫禁城，欲行刺皇上，差点“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民国时期，各种会道门为了扩大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拉拢大批军政要员加入其中，当时从总统、部长、军阀官僚到失意的官僚政客，纷纷为会道门捧场，有的还成为会道门的“护法”。如“道德学社”的总干事雷寿荣为陆军中将，龚百龄为陆军少将，刘永谦为海军中将。湖南省督军兼省长谭延闿、湖北省督军萧耀南等担任“同善社”名誉会长。有的教首干脆直接加入军政势力，如四川军阀刘湘的神仙军师刘丛云，自号“白鹤”，创建所谓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一贯先天大道”，刘湘所有的军政要事，都要经刘神仙通过乩盘来决定，他还为刘湘编练了一支“神军”，全由其道徒组成，以至于当时传说刘湘有陆、海、空、神四军。刘丛云又先后将四川军阀王瓒绪、唐式遵、王陵基、田颂尧、兰文彬、陈书龙、罗泽州、杨森等人拉入道内。

　　而当代邪教则更注重拉拢文化精英、经济精英人士入教，如在北美法轮大法修炼者中，拥有教授、高级工程师、博士学位的信徒也不乏其人。华藏宗门教首吴泽衡为了聚敛钱财，更是大力发展大批富商为其弟子，并在深圳专门成立了“华藏企业家联谊会”。

　　五、活动行为的变异

　　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教首普遍靠医术拉拢民众入教。几乎所有的邪教头目，都曾经学过医，读过医书，有从医或巫医的经历，即使他本人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他也会网罗会医术的人共同从事创教和传教事业。可以说，医术或巫医是邪教拉拢信徒的核心手段，在整个邪教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邪教头目每到一个地方传教发展信徒，最便捷的就是给当地的民众免费治病，民众病痛减轻或痊愈后，自然会对其感恩戴德，传教者借机对其进行拉拢。

　　到了民国时期，各色会道门纷纷以宗教团体、公益团体或慈善团体的名义公开活动，标榜纯粹的宗教信仰、或从事兴办义学、施诊、施粥、救助孤苦民众等公益和慈善活动，如红卐字会、万国道德会等，也曾都兴办义学、进行赈灾、施诊施药施粥等慈善活动，特别是遇到水火疫病及迭次战争，组织救济队，赴灾区收容难民，救治伤员，掩埋尸体，建立育婴堂、残疾院、恤养院等，以救苦救难、从事慈善事业的面目出现。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遍布河南广大乡村的红枪会组织还以“自卫保家”的面目出现，一度还控制了很多县及县以下的农村基层政权，对河南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代邪教的行为方式更主要的还是以“强身健体”和“物质帮助”作为手段欺骗信徒。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们比以往更多的关注养生、健身之类的问题，一些当代“功法类”邪教正是打着强身健体、传播气功的幌子招摇撞骗，扛着如何健康饮食等养生的大旗诱骗人们入教。再加上中国老百姓的信仰并不是出于对其教义的理解和理性的价值判断，而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熟悉民众心理的邪教头目便采用一些不甚高明的小恩小惠的方法对其进行拉拢，如“全能神”充分利用金钱和物质作为武器，对于女性，他们赠送高档化妆品、首饰及衣服等；对于男性，赠送手机、高档烟酒等；对于那些他们认为可能发展为“接待聚会”的家庭，更会斥以巨资，为其购买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空调等贵重家电。

　　由邪教变异、衍生出来的各种组织派别，与邪教源出一脉，其特征与邪教如出一辙。在此过程中，信徒实际上被异化为“产品”，邪教头目掠夺的不仅仅是广大信徒的财物，更大的伤害是对信徒的精神层面，比如亲朋疏离、兄弟反目、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等等，这是更为深重的恶。因此，防控邪教，务必对邪教保持高度警惕，无论其披着多么华丽的外衣，说着多么动听的歌谣，民众都要睁大眼睛，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要尽可能远离邪教精心布设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