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狐狸，首先想到的词总是“狡猾”——这种自带三分魅气的动物以“多疑”著称，由此有了“狐疑”一词。狐性多疑的说法来自于“听冰渡河”这个典故：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狐狸在河面结冰时渡河，会先俯身细听冰下的水流声，以确定冰面的厚度是否安全。而狐狸开启成仙之路，与《山海经》中的一段记载有关：在青丘国，有一种天赋异禀的“九尾狐”，这一神兽在后来成为了西王母的侍从。

　　与其他凭借蛮力获得地位的动物不同，狡猾多智的狐狸向来“以智服人”。从西汉到魏晋，道教的兴盛不仅加速了狐狸成仙的步伐，甚至让它们识字习文，成为风度翩翩的“书生狐”。《搜神记》中就有一则以西晋名臣张华为原型的精彩故事：一只斑狐化作书生拜访张华，张华对其过人的才智产生怀疑，取了千年华表木来燃烧，最终照出书生的原形并且降服狐妖。这个故事中的狐妖以“总角风流”的书生形象示人，谈吐风雅，其形态、举止、思维方式全然是以文人为模板复制的。而学识最广、道行最深的书生狐被称为“胡博士”，“胡博士”在深山里开馆收徒，教化众生，算得上是“桃李遍青山”了。

　　唐初有谚云：“无狐魅，不成村。”唐朝初期，狐仙信仰早已遍布村镇，尤其是狐狸行踪最为活跃的华北地区。以北京城为例，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周边地区仍有狐仙信仰的痕迹，且为“四大门”（狐狸、黄鼠狼、刺猬、长虫）信仰体系的核心。根据李慰祖的研究，北京地区的“四大门”又被称为“财神爷”，主要庇护农民的经济生产及家庭事务，而“狐门”在“四大门”中地位最高——乡民认为狐仙走路安然稳步，从不回避行人，施施然有仙人之相。在清代部分地区的狐仙画像中，狐仙完全是成年男子的模样，被众多侍从簇拥着，俨然是仪表堂堂的“胡太爷”。

　　从魏晋时期的“胡博士”，到明清时期的“胡太爷”，狐仙似乎总是以文人官僚的形象出现，而不像人们惯常以为的美貌女子。清代是志怪笔记发展的又一高峰，文人以交流记录狐鬼怪谈为乐，而狐仙绝对是这些传说的第一主角。清代志怪笔记的扛鼎之作《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都记述了大量狐事，蒲松龄以才情之笔书写了狐仙与人的情义纠葛，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则将狐仙的智慧与德性描绘得趣味盎然。在这些奇幻的故事里，狐仙世界也是百态丛生，有以美色惑人者，有以才学服人者。此外狐狸要修炼成仙，不外乎走正邪两条路：要么如书生苦熬科考，踏实修炼直至平步青云；要么投机取巧，吸取精气速得道行。不论哪条路，似乎也是大部分文人官僚的人生写照。

　　值得注意的是，士人在畅谈狐事之余，还发展出一种专属的狐仙信仰分支——守印大仙。“守印大仙”指的是保守官印的狐仙，设于官府内，以保佑当地官员仕途通达。拜祭狐仙的处所被称为“大仙楼”，一般设有狐仙的牌位或画像。在现存的明清府衙遗迹中，有数处府衙县署有可考的大仙楼遗迹，如山西平遥县署、吉林宾州府衙、台湾县署等。以保存最为完整的山西平遥县衙为例，县衙内部所祭祀的神明有土地神、马王及狐仙等，土地祠在县衙东南端，与戏台合成院落，大仙楼位于县衙最深处、内宅之后，具有很强的私密性。该楼底层为餐厅，二层面阔三间，供奉着狐仙的牌位。当地传说记载狐仙曾帮助平遥县尹找回丢失的官印，此后清代的历任平遥知县为求得仕途平安，在每月初一、十五日都会亲自登楼焚香祭拜。闽南地区也流传着类似的祭拜传统。由此可见，“守印大仙”是一种辐射范围极广的官僚信仰。除官印外，清代钱泳所著笔记《履园丛话》中还有狐仙守护藩库的记载，足见狐仙与官僚系统的密切关系。

　　论及狐狸，人们通常以貌取“狐”，只因那张下巴尖尖、眉眼弯弯的脸，就给狐狸扣上妖媚惑人的罪名。但其实那些勤勉好学、人情练达、最终成为士人保护神的狐仙，才更值得人们的关注。（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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