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为中庸之道的创立者，凡事讲究个有进有退，可以做到进退自如。对此孟子有个很精辟的概括，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后来的人将这句话所反映的情怀称作“孔颜气象”。  

　　孔子的学说可以用“有为”二字概括。什么叫有为？主要包括学和行两个方面，将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是“学以致用”，即将我们所学习的知识运用到指导社会的实践方面。在《论语》中，大约有六十四处讲到了“学”，七十二处讲到了“行”。例如讲“学”的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讲“行”的有：“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言必信，行必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所有这两个方面的知识系统化并准确地揭示二者的关系，就构成了孔子学说“有为”的思想。  

　　而孔子认为，学以致用的最好平台就是当官，所谓“学而优则仕”就是这个意思。孔子本人“学而不厌”一辈子，也只能做个教书先生去“诲人不倦”一辈子。他在周游列国十四年，六十八岁重返鲁国路过泰山时还作诗慨叹自己手无斧柯，对丛生乱长的荆棘一点办法也没有。意思是说自己手中无权，无法完成政治理想，而教书只能是退而求其次了。  

　　而就是这个“退而求其次”，表明孔子摆对了“达”和“穷”的关系。“达”是什么？达就是手执斧柯，从荆棘的丛生乱长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也就是所谓“为官一处，造福一方”。“穷”是什么？穷就是想当官而没有当上，或者当上了官又丢了官，包括辞官不做。一句话，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不能叱咤风云，纵横捭阖，只能孤灯对坐，独守清贫。  

　　如果世上的“达”和“穷”是静态的，孤立的，是井水不犯河水的，那我们也就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了。然而达和穷是一组矛盾的两个方面，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既是井水不犯河水，又是相互依存转化的。特别是这个“转化”，揭示了“达”和“穷”的动态关系。相当初“夹谷之会”后，鲁国国君委任孔子代理国相，他面带喜色，三个月就将鲁国治理得四方之民咸来归附。但没想到的是，齐国害怕鲁国强大，用美女和宝马送给鲁定公来有意破坏鲁国国君与国相的关系。这一做法直接导致孔子辞官不做，走上了周游列国十四年的漫长征程。   

　　周游就周游吧，凭孔子之才，到哪个国家做个国相那也易如反掌，可他又坚持用仁道治国理政而不用军事手段强国富民，结果搞得各国国君都对他敬而远之，他自己则“累累若丧家之犬”。  

　　孔子的事例告诉我们，“达”和“穷”是可以转化的，孔子从“少时贫贱”转化成鲁国的国相，从鲁国的国相又转化成“丧家之犬”。这个转化是令人值得玩味的。我们经常说“心态要平衡”。面对这样大起大落的人生，怎样才能在这坎坷、崎岖的起伏中保持心态的平衡？孔子和孟子所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意思很明确，发达时就为国家、民族做一些大的贡献，困窘时就管好自己，虽然不能为社会做贡献，但也不能做危害社会的事情。这就叫“进退有据”“攻守自如”，这就叫“孔颜气象”。  

　　当我们搞清楚了“达”和“穷”的辩证关系后，再来看一下“独善其身”与“佛”的关系。  

　　“佛”传入中国以来，和儒学进行了融合，可以说，佛教借助儒学才得以在中国传播，儒学通过佛教也得到了普及。既然二者可以融合，那它们就必然有相通之处，否则又怎么能谈到融合呢？笔者理解这个“佛”字就等于儒学中所说的仁爱向善。佛教说“人人心中有佛，人人皆可成佛”不就等于说“人人心中有仁善，人人都能变成仁善之人”？在这个关键之点上相通，那么两种学说的融合就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了。  

　　然而问题并没有那样简单，毕竟是两种学说，在许多问题上观点还有差异的。  

　　首先是对因果的理解有差异。儒家的因果讲的是现世报（当然它也不排除来世报，但不知来世是否存在，所以不强调这一点）。例如你为社会上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那么社会上的好人就会赞扬你，感恩你，回报你。所以孔子在《论语》中说：“德不孤，必有邻。”就是说你在发挥正能量，必然有正能量的人附和你。孔子在另一个场合还说过这样的话：“一乡之人都说你好，不符合客观实际；一乡之人都说你坏，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只有一乡之好人说你好，一乡之坏人说你不好，你才是好人。”这里面所包含的因果关系十分明了，就像毛泽东主席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而这个“争议”的关键是哪些人说他好，哪些人说他不好。搞清楚了这个关键问题，也就理清了其中的因果关系。  

　　佛教的因果关系偏重于现世与来世的递进，就是说现世修炼好了自己，那么来世就可以升天堂。有人在网上举了这样一个事例，说一个印度的贵族打死了一个印度穷人家的孩子，他的父母很悲伤，但绝不会去报复，理由是孩子升天堂了，也是一件好事。印度的佛教徒在多次的灭国中已经沦为了贱民，而外来的侵略者都成了种姓的贵族。笔者曾经在资料中看到过，有许多印度年长的佛教徒身上一丝不挂地急匆匆奔向恒河，然后在恒河的水流中等死。他们把死看成了一件很紧要的事，急着要去天堂。儒家学者不反对人死后进天堂，但我们更重视现世生活，在现世中有所作为。  

　　大家都知道，孔子的儒家学说是在社会新旧交替的斗争中所产生的，它的主旨就是服务于社会。虽然孔子提倡社会和谐，但君子“和而不同”；虽然孔子提倡人性的向善，但如果你说井里有仁善， 我们也不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孔子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就是昭示我们人间有善恶，除了有绵羊，同时还有豺狼。所以，儒学倡导仁善，但并不忽视邪恶的存在，而且将提倡仁善看成是与邪恶斗争的目的，所以不排除用军事斗争来捍卫仁善。儒家更注重用财富来促使社会的进步。  

　　释迦牟尼的佛教在是树林里创立的。印度属于热带地区，人生活在树林里冻不死、饿不死，所以这个宗教的基本理念就是不怕贫穷、不畏饥寒，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去化缘，化缘后就在破庙里栖身。他们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来世的天堂里了，今生今世只有苦修，并且心安理得地忍受。所以原教旨主义的佛教徒不注重现世生活是否幸福，也不注重财富的多寡。因而有个现象：哪个地区宗教势力强大，哪个地区的科技就落后。为此，你不妨问一下原教旨主义的佛教徒，天堂里有家庭、民族和国家吗？如果他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你就会意识到，那些和尚们在现世生活中也不主张家庭、民族、国家。这些看起来格局很高大，但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格局总给我们以隐忧。起码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没有家庭、民族和国家，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  

　　因此，我们呼吁，生活在中华民族的每一位黑头发黄皮肤的原住民，希望更多地关注本土的宗教—儒教，而儒教被孔子改造成学说之后，完全趋于科学化，不仅可以做自己民族的指导思想，就是引导未来的世界潮流也是先进的理论。信奉佛教的中国人，要注意将佛的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吸收二者的长处，才能修出更好的人生。  

　　佛教对于人性向善的教育意义很大，为社会的和谐起到了推动作用，它也能与儒家学说相融互补，是一种温和的宗教。起码说，它不会将汉民族吃猪肉看成就像狗吃屎那样恶心，也不会把无神论者看成是异教徒。就凭这一点，哪怕佛教与儒学有不相谐之处，我们也要求同存异，努力靠近，将儒与佛整合成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