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孝王召见非子，让他在汧河、渭河之间管理马匹。马匹大量繁殖。孝王说：“从前伯翳为舜帝掌管牲畜，牲畜繁殖很多，所以获得土地的封赐，受赐姓嬴。现在他的后代也给我驯养繁殖马匹，我也分给他土地做附属国吧。”赐给他秦地作为封邑，让他接管嬴氏的祭祀，号称秦嬴。司马迁《史记》记载非子受封 “复续嬴氏祀”。

　　七十年前古史学家卫聚贤在1936年出版《古史研究》中提出：从字形和字音的双重分析中发现嬴与熊本为一字。所引文献证据是：《公羊传》宣八年“葬我小君顷熊”，《解估》云：“熊氏，楚女。”《左传》作“敬嬴”。可知熊嬴两字是互换使用的。他的推论是，熊姓的楚国，与嬴姓的秦国和赵国，都曾经是熊图腾的国度。

　　所谓图腾，是美洲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近代学者严复将“图腾”的概念最早介绍到中国。他解释说：“图腾者，蛮夷之徽帜，用以自别其众于余众也。”

　　据史料记载，中国氏族社会末期，各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东南沿海一带，各部落多以鸟为科腾，史称“鸟夷”，如少昊部落以凤鸟为图腾，殷商先祖以玄鸟(燕子)为图腾；在中国原各部落中，蚩尤族以泥鳅为图前辈；西北高原则以野兽为图腾。史载炎帝“宏身而牛面”，表明炎帝部落有以牛为图腾。

　　尽管中国古姓最早源于图腾崇拜，但由于卫聚贤对秦与楚、赵皆为熊图腾后裔的观点过于突兀，缺乏其他方面的整合考虑，所以略嫌粗疏和武断，连同他的殷商起源于西南说等新奇观点，基本上没有被学界所接纳。

　　中国神话学会会长叶舒宪考证出自甘肃礼县永兴乡赵坪村圆顶山秦公贵族墓出土的青铜器造型，认为可成为这一说法的旁证。

　　第一个是 兽流扁体盉，现存礼县博物馆。器身由四只蹲坐熊形足支起，坐熊上方还顶着虎。器嘴和把手被铸造为兽形（仔细辨析可看出熊龙形象），器盖顶有一大四小五只（玄）鸟形象，而将器盖和把手相连接的，是前虎后熊的形象（有解释为熊虎交媾象征）。

　　第二个是四轮车形器，同样存于礼县博物馆，表现出熊神端坐在铜车中央的形象。该器形制特别，不同于常见的随葬礼器。车轮直径四厘米。车身长方形，车上四角各有一只立鸟，分别朝向四方。车身四边角各有虎，呈向上攀爬状。车身顶为能够打开的两扇盖，车前部有一坐人，似为驾车的御者，驾车人身后的主人位置上，是一只熊，呈现为端坐姿势，张耳昂首，十分尊贵、威武。

　　两个秦国早期动物造型表明熊不是作为一般的动物形装饰而出现在青铜礼器上的，其尊贵的身份非神明莫属。熊与虎、玄鸟共同出现，可推知嬴秦族信奉的神话动物虽有多样性，但以熊、虎和玄鸟为主。

　　秦族人既奉玄鸟为图腾，又奉熊为图腾，两者其实有主从之分。秦贵族墓中的四轮铜车看可看作为一种祖灵车或者图腾灵车。山西闻喜县春秋时期晋墓曾出土过类似文物，不同的是，该车上只有鸟和人，没有熊。在秦墓四轮车形器上，鸟与熊的形象同时出现，从这两种动物的数量关系和空间位置关系看，可发现并非平起平坐的关系，而是有主次之分，即中央与四方之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山东一带古有熊嬴族聚居，体现在姓氏符号方面，就是“能”姓。这个本来表示熊的汉字，虽然今天用作姓的情况已经罕见了，但《辞海》的解释中仍然留有痕迹：作为姓，音耐，“唐代有能延寿。”青铜器铭文方面提示了较早的例证：1980年山东省黃县庄头村出土的“能奚方壶”，是西周早期的器物。上面有“能奚乍（作）宝壶”铭文。商末周初时山东一带有能姓氏族活动，这和《逸周书》所记“熊盈族十七国”形成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