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著名导演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Abbas Kiarostami）7月4日因癌症在巴黎去世，享年76岁。实际上，阿巴斯也是位诗人，似乎只写短诗。这表现出阿巴斯对待诗歌写作的克制，甚至是谦逊。在诗人西川眼中，导演阿巴斯写诗这件事，是顺理成章的。

　　

　　我假装不知道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对于世界电影的伟大贡献。我假装没看过他的电影。我只读他的诗歌。听说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也是位诗人时我感到惊讶，读到他的诗歌时我的惊讶更加深了一层，因为他的诗歌不同于我读过的任何人的诗歌。阿巴斯似乎应该是一个口袋里揣着笔记本的人，他会随时记下他的所见所想；如果不是这样，那他就是一个能够把瞬间发现变成一种持久的发现状态的人。仔细想一想阿巴斯写诗这件事，又觉得这本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似乎只写短诗，比中国古代的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还要短，短得像日本俳句。但据阿巴斯诗歌英文译本的两位译者阿赫玛德·卡利米——哈喀克和迈克·毕尔德说，即使俳句也难见阿巴斯诗歌的活跃与加速度。我想在阿巴斯诗歌与日本俳句之间还有一个不同，那就是，日本俳句是诗人在悟性的参与下，从时间中的自然与生活里截取诗意，而阿巴斯通过他顿悟般的捕捉，赋予生活以诗意或反诗意。也许“诗意”不是一个准确的词，应该叫“滋味”。

　　在伊朗诗歌的历史上出现过一些大师级的人物。鲁达基、菲尔多西、内扎米、欧玛·海亚姆、萨迪、哈菲兹的著作中国都有翻译。他们的作品，要么处理历史，要么表达训诫，要么是飘逸的抒情，要么是令人叫绝的哲理。但阿巴斯为他的诗歌罩染上了一层厚厚的关怀，并从这种关怀进入了生存的奥秘。这令人想到他的整个生存背景、文化背景。　

　

　　放眼世界诗歌，在当代社会，像阿巴斯这样只写短小诗歌的人几乎没有。这表现出阿巴斯对待诗歌写作的克制，甚至是谦逊。我想这主要还不是诗人希望在风格上有所谋划。因为如果写短小诗歌成为了这个诗人的常在状态，那么这其中必有一种观念存在。阿巴斯的基本的观念应该是，经过选择的世界可以呈现于少许诗行。只有不事张扬的才华才能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下以少许诗行拿得住世界。文学、艺术中的极少或者极简，肯定与极多或者极其巴洛克，处于对峙、对称与平衡的关系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巴斯对诗歌所持的态度也许称得上“激进”。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激进态度为什么又和诗人的克制、谦逊、不事张扬等品质交织在一起？这是怎样一种工作呢？在这样一种工作方式中包含了作者对文学建树的雄心吗？如果有的话，它与我们对文学和诗歌的常识性认识是背道而驰的。如果没有，那么其文学雄心必是被抓捕世界的雄心所替代。

 

　　阿巴斯的诗歌处理的基本上是单一场景，其微小的诗歌形式所面对的世界个别地说来也是微小的。他关心贫穷的孩子、分娩的妇女、稻草人、怀孕的奶牛、狗、蜘蛛和蜘蛛网、白得彻底的雪、脚印和嘶嘶响的开水壶。阿巴斯所关心的，既不是我们常见的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也不是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我的问题。他的世界，基本上，除了劳作的人们就是自然。在他的世界中他隐去了自己，可能正是因此，这世界才为阿巴斯所占据。

　　春风不识字

　　却翻作业本

　　孩子趴在小手上

　　睡得香……

　　头两行在中文古诗里有类似的表达:“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但后两行是典型的阿巴斯式的意象。由于孩子“睡得香”，使得前面提到的关于“识字”的问题成了一件大事。但是大事并没有显示出大事的样子。大事又是小事。淡淡的，淡到连戏剧性都没有。　

　

　　阿巴斯当然是捕捉或者制造戏剧性的大师。他写道:“火车嘶鸣着/停住/蝴蝶在铁轨上酣睡”。这里，火车的嘶鸣和蝴蝶的酣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两种本来不对称的东西惊心动魄地对称起来。但是阿巴斯的戏剧性同样也可以微妙到推开黑白对比、明暗对比。他看来是喜欢白色的，至少是喜欢观察白色。他说，“白色马驹/浮出雾中/转瞬不见/回到雾里”。事情发生了，好像又没有发生。神秘的滋味于此浮现。他说，“鸽子白身影/抹入白色云彩中/白茫茫天地”。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画面上只有白色，但这白色却不是一层。中国人讲“墨分五色”，对阿巴斯来说，白色也是一个复数的概念。这不是“素以为绚兮”了，这是“素以为素兮”，是向海水里倒盐，是向雨地里泼水。这构成了阿巴斯的修辞方式之一:雪像雪一样白。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在电影里，阿巴斯都不想告诉我们世界、人生如何如何复杂，但他却指示出了人生的深度、世界的深度，另外还有美的深度。说来奇怪，阿巴斯的“深度”不是深渊的深度，而是平面的深度。

 

　　在阿巴斯兴致勃勃地近距离观察这个神秘世界的时候，他保持了他的幽默感。由于阿巴斯诗歌基本上是单一场景、单一线条的，因此他在写作中所要冒的风险之一便是单调。但他的幽默感挽救了其诗歌可能呈现出来的单调感。他看到候诊室里静静坐着的五个大肚婆，使用他的诗笔把她们记录下来；他看到黑压压的出殡队伍路过柿子树时，一个小孩子无所顾忌地盯着树上的柿子，心早已飞离了死亡的现场，他就把小孩子记录下来；他看到蜘蛛在樱桃树和桑树之间拉出富于秩序和威严的网，就想到蜘蛛一定会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他便写下了“蜘蛛满意地打量着它的手艺”这样的诗句。于是本来一个到处是艰辛劳作的世界，在阿巴斯的幽默感的催化下，变得可以接受了，甚至变得有趣、美妙起来。

　　由于阿巴斯在观察时兴致勃勃，观察有时便成为一种持续行为。他会持续地写到雪，写到孕妇，写到稻草人，写到孩子，写到让他越想越不明白的事。这使人联想到一些画家的工作。他们反反复复摹画同一个景物，仿佛最终可以用自己的画笔将景物捕获，而且不是捕获事物的单一截面，而是捕获那充满丰富性的整体。在这样的工作中，自然而然地包含了艺术家对于所摹画事物的信赖。看得出，阿巴斯也持有这样的信赖。他持续书写的结果，就是使不同的几首小诗构成了“一首”稍长一些的诗，我们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小组诗”。不过，阿巴斯始终使用极短诗的形式，以免观察的惊喜被稀释掉。

　　阿巴斯的观察首先是视觉的。他会在一瞬间把事物的可感性逼到极限。而且在这种状态下，他的观察没有任何恍惚，而是出奇的准确。有时为了加强准确性，他还把数字引入诗中，例如:“一千三百岁的/古寺庙里/时钟/差七分七点”。“一千三百岁”是模糊的历史，也许有根据，也许没根据，而“差七分七点”是人们当下的准确的存在。这种准确性推开了语言的一切装饰。阿巴斯对数字的着迷有时会延伸到计算:“一百个苹果/十个有虫/每条虫/分十个”。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这里，阿巴斯运用了他对世界的爱。他把我们对事物的感觉颠倒过来再说一遍的时候，作为诗人的阿巴斯就诞生了。

　　视觉的阿巴斯同时又是哲学的阿巴斯。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哲学”是东方哲学，也许说“智慧”更恰当一些。一个人越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的世界，他对世界的疑问也许就更深。

　　阿巴斯越想越不明白的事一直延续到真相的痛苦、对死亡的恐惧，以及银河为什么离我们那样远。他从观察开始，疑问是观察的必然指向。他一直问到了这个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阿巴斯并不假装对这些问题怀揣答案。这是人类智慧也不能解释的问题，但问出这些问题，就是智慧。从这样一个角度看，阿巴斯写出的不是小诗。诗虽短小，但它们的指向却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