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六畜中被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丰富多彩的。不仅在种种艺术形式上可见它们的造像，在民间乃至官员士大夫所记录的志怪内容中，也一直有它们的身影。今天，我们就趁着新年之际，来浏览一下与狗有关的种种异闻怪谈。

　　中国历史上驯养家犬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石器时代的河姆渡以及半坡遗址发掘中，便已出土过狗的骨骼以及陶狗等殉葬品。虽然没有明文记载先人驯化野狼至家犬的过程，但狗在农牧业生产的功能性至今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即狩猎、看守和护卫。

　　作为狩猎野兽、看守家园牲畜的好伙伴，家犬对于部分野生动物的威慑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故而狗在传统志怪文化中的最初投射，均是以具有威慑力的辟邪、震慑形象。如《山海经》中所记载的“天狗”“天犬”形象，便有抵御凶邪、昭示兵灾等涵义，其记录如下：

　　又西三百里，曰阴山……有兽焉，其状如狸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可以御凶。

　　有巫山者。有壑山者。有金门之山……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

《二郎搜山图》中扑咬妖怪的猎犬

　　因为见证了家犬对于野兽的威慑与驱逐作用，故而在先人心目中，狗对于那些成精的物怪妖媚、异兽邪禽也一样有着驱避作用。《岭表录异》中记载：有鬼鸟名为鬼车，春夏之间阴晦天常出没，喜欢进入人家掠夺人的魂气，相传鬼车鸟曾有十个头，被狗咬断一个，断头处常滴血，被血点到的人家就会有凶事发生，但鬼车鸟畏狗，听到犬声便会远远躲避；《夷坚甲志》中记载狗能够镇服毒蛇，说狗遇到蛇以后周旋跳跃的样子像巫师跳禹步时的模样，可以令蛇无伤而死；《敝帚轩剩语》中认为狗可以驱逐百夷之人畜养的鬼物；这些都是对家犬驱邪观念的夸张与想象衍生。

　　除了家犬本身所具备的驱邪作用以外，先人认为犬身上的衍生物一样有驱避鬼神的作用。其中狗血尤为被历代外道方士所看重。《风俗通义·祀典》一书中，记录了汉代已有“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一说，认为在正月杀白色家犬取血后涂于门户之上，可以驱逐不祥，守护家宅安宁；《聊斋志异》中有“妖术”一篇，说的是有一外道术士，惯以妖术假作鬼神诓人钱财，又有隐身之术，仇家相寻却不可得，后被狗血淋头，其术方破伏法。

　　除了狗血以外，狗肉、狗皮毛乃至狗乳也时常被巫家方士作为术法载体的一部分：《夷坚志》中有一篇“礼斗僧”，云有兄弟二人，弟弟被妖邪所惑，入夜则有鬼手来袭，哥哥烧狗肉为食，又有狗肉汁淋洒鬼手，至此怪不复现；敦煌所藏的医书中有白狗乳可以使妇人宜子的术法记录；而在欧阳询所编撰的《艺文类聚》一书中，更是对各色皮毛的家犬做了不同的巫术作用释注：

　　犬生四子，取黄子养之；犬生五子，取青子养之；六子，取赤子养之；七子，取黑养之；八子，取白养之。白犬乌头，令人得财；白犬黑尾，令人世世乘车；黑犬白耳，犬主畜之，令人富贵；黑犬白前两足，宜子孙；黄犬白尾，令人世世衣冠。

　　由以上“释犬”一则中可知，家犬到了隋唐时期，已经不仅仅是辟邪守家的功能性存在，其本身往往还象征着畜主家庭的求富、求吉愿望。其中往往又以白犬最为珍贵。为何会形成这样的风俗？这又要从家犬最初的祭祀作用说起。

　　中国古人用犬作为牺牲殉葬由来已久，其中商代尤为流行，甲骨文中已有对杀犬殉葬的记录，殷人尚白，故当时用犬之中，独以白犬为贵。在《山海经》等先秦古籍中，也留下了当时用犬作为祭祀之物的记录：

　　凡东山经之首，自樕鼄之山以至于竹山，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其神状皆人身龙首。祠：毛用一犬，祈用鱼。——《山海经·东山经》

　　凡南次三山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龙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稰用稌。——《山海经·南山经》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用犬祭神已经演变为另一种形式的求吉避祸巫术形式，即秦汉风行一时的“犬磔”。所谓的“磔”，便是在特殊的仪式场合肢解祭品，用以祈祷所求之神的庇护。《史记》中有云，秦德公曾在城池四门处磔犬，用以防御蛊灾；而到了东汉，磔犬又有了专门的祭祀作用，即安抚风神，抵御风灾。《尔雅·释天》中便有“祭风曰磔”，同样，这里的祭品已经约定俗成，便是在大路上肢解家犬，作为献祭。

　　为何献祭狗在汉时人的心目中会有御风的作用？或许与当时人们热衷的方志名物之说不无关系。《山海经》中有一怪物名为山公式，其外形即为犬身而人面，据载其行动如风，出现在人间则天下将有大风灾，故而汉代盛行的“犬磔祭风”，或为对“山公式”形象的曲解并破坏，从而达到驱避风害的心理安慰效果。

　　除了“山公式”一说以外，为何以犬祭风还有所谓的“五行说”——唐人贾公彦曾在其注释的《周礼》一书中作注道：“磔狗止风者，狗属西方金，金制东方之木、风，故用狗止风也。”而众所周知，五行之中白色属金，所以白犬便是“金上加金”，故而在磔祭之中，白犬便被认为有异于其它毛色家犬的特殊效果。

汉代陶狗

　　除了“祭风”“御蛊”“退妖”等辟邪作用以外，一些围绕“犬”这一形象诞生的志怪记录，同样说明了民间对于“灵犬”这一生物形象具有沟通天地，预兆吉凶的认可观点。明代《七修类稿》一书有云：元至正六年，天狗星坠地，当时云南玉案山忽然生出小赤犬无数，在郊野外群集吠叫。占卜者说：这是天狗坠地，主预兆大军覆境。

　　以上这一记录，显然是与《山海经》中的“天犬兆兵”一说一脉相连。而在《搜神记》之中，则记录了另外一则与“异犬”有关的记录：晋惠帝元康年中，吴郡有人从家中地下挖出两只小狗，雌雄各一，而除了被主人挖开的洞口，地下并没有别的出路，当时有老人认出这两只小狗名“犀犬”，畜养它们的人可以得到富贵。除“犀犬”之外，地中之犬又有“地狼”“贾”等不同名称，但事状大略相同。地中得犬兆富贵的逻辑来源，大约也与五行之中的“土生金”之说有关。

　　以上有关异犬的志怪传闻，虽然诡魅猎奇，但读罢堪堪为之一笑，并不足以说明犬与人之间绵延长久的驯养与共生关系。以下几则有关犬的志异记录，或为可信，一条忠诚灵敏的家犬能否辟邪招财并未可知，但忠心护主的本能却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搜神记》中有“义犬冢”条，说的是三国吴时，襄阳人李信醉卧荒草之中，遇到猎人纵火烧荒，其爱犬“黑龙”于溪中浸湿体毛，来回奔走濡湿李信衣衫及周边荒草，才使得李信免于一难，而“黑龙”则因奔劳过度，活活累死。当时太守闻讯，为“黑龙”建义犬冢以彰忠义。

　　《聊斋志异》中，也有“义犬条”，云周村贾某曾于芜湖屠夫刀下赎救一犬，养于船上，后贾某遇盗贼，被裹入毛毡投进江中，贾某所救之犬随之入水，口咬毛毡奋力浮游，最终漂至岸边，贾某因而获救。后犬又在众人中指认盗贼，为贾某追回财物。忠勇灵黠，不逊于人。

　　虽然在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环境之中，中国的狗注定不会拥有与西方畜牧文明之同类那样无可取代的地位，但随着全球化的工业升级与信息同步，家犬与主人的感情羁绊总是会朝着越来越被认可的方向发展。相信在未来的文明记录中，会有更多有关“义犬”“灵犬”而非“犬磔”“犬祭”的故事涌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