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玉琴,今年40岁,是赤峰市喀喇沁农机公司的一名职工。我曾经拥有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庭,一家人其乐融融,小日子过的甜甜美美。
迷上“大法”
1996年7月,我休假带孩子回安徽老家,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位阿姨,这位阿姨看上去很面善,一路上帮助我照看着孩子,我对这位阿姨产生了好感。说话间她便向我介绍起了“法轮功”,说修炼“法轮功”可以强身健体,有病治病,还能修“真、善、忍、”,做好人,上层次,一人修炼全家受益。她还举了几个例子,说她的一个朋友患了乳腺癌,到北京协和医院经专家诊断已经到了晚期,后经人介绍每天开始习练“法轮功”,一年后治愈的经过。当时我对她的介绍深信不疑,觉得“法轮功”真神奇。我出于好奇心,以强身健体为目的,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习炼“法轮功”。特别是反复学习《转法轮》后,我一步步被李洪志的“高深理论”所吸引,痴迷其中,使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把全部的追求寄托在“修炼提高心性上层次”、“圆满”、“成仙成佛”、“一人修炼全家受益”上,不久我的精神完全被大法所控制,工作之余,我就研究《转法轮》,学习《精进要旨》,抄写背诵师父的新经文,而且还向身边的同事介绍“法轮功”的神奇,同事们看我如此的痴迷,便好心相劝,痴迷到近似疯狂的我,哪里还能听得进朋友的劝说,心想师父说“在修炼的过程中要经的起考验,要排除各种干扰”,等我修炼成佛,上了层次,你们就是地上的垃圾。从此我越陷越深、到了不能自拔的程度。
1998年5月,在李洪志师父的指示和功友的鼓动下,我丢下正在上幼儿园的女儿,跑到北京参与北京电视台的“护法”活动,一周后回来,我自认为“上层次”了。可婆婆非常生气地对我说:“玉琴呀,你太不像话了,你口口声声说做好人,难道你这是好人吗?你出去这些天,知道家里人多惦记你吗?你孩子吃不好、睡不好,天天哭喊着要妈妈……”我却对婆婆说:“不能说‘大法’的坏话,那是破坏‘大法’的行为,会遭报应的!”可是我心想,这是在过情关,是师父对我的考验,只有放下了七情六欲,才能早日实现‘圆满’,也好让全家人受益。
为了加快‘圆满’进程,我严格按照《转法轮》里面讲的进行修炼,由于我练功精进,表现突出,不久便当起了辅导站站长。1998年4月,我将自己辛辛苦苦积蓄的2万元存款拿出来,租了五间平房,购置了录音机、VCD播放机、电视机、莲花垫等设备,挂上了法轮功标语、李洪志的画像,建起了辅导站和练功点。不但在家自己练功,还组织功友一起修炼。特别是担任辅导站站长以后,我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认为师父一定是给了我“福报”,我整天东奔西跑的,传经送道,在单位不安心工作了,丈夫和女儿也不照顾了,对婆婆公公也不尽孝了,把丈夫和女儿扔给了70多岁的婆婆照顾。见我如此痴迷,丈夫多次劝阻,耐心说教,婆婆见我有班不上,有家不归,丈夫不管,孩子不顾,把邻居的张大妈找来劝我。面对家人、邻居的劝说、单位领导的责令,我都不屑一顾。不但没有悔悟之心,还把他们当成了阻止我精进、上层次的“魔”。
1999年7月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我百思不得其解,认为国家一定是弄错了,这么好的功法咋会取缔呢?可这并没能阻止我修炼“圆满”的进程。1999年底,我主动放弃了工作,以便全身心修炼,搭上“最后的圆满”的末班车。从此,我积极组织功友参加一系列的“护法”、“弘法”活动。在李洪志“顶着压力走出来的弟子是伟大的”、“放下常人的一切执著就可以上层次,就可以圆满”的鼓动下,我带着“法轮功”的传单到处地张贴、散发。
毁了家庭
1999年10月,女儿得了感冒,持续几天发烧不退,丈夫看我对此无动于衷,抱起孩子就要去医院看医生,我硬是将孩子从丈夫的手里夺了过来,不让去医院看医生,还认为是在“消业”。我躲在家给孩子发了两天的“正念”,求“师父”保佑孩子平安健康。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在孩子身上,因为连续几天高烧不退,导致女儿昏迷、休克、抽搐,因为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期,最终导致成严重的脑膜炎,住进了市医院,医生指责我说“你这当妈妈的,孩子发烧怎么不尽早送医院检查呢”,我对此沉默不语。这时的女儿已经住进了重病监护室,婆婆和丈夫抓住女儿的小手流着眼泪求医生给用最好的药治疗。可我还在心里暗暗地求师父保佑,心想师父一定会救度我的女儿。为了让女儿病情好转,我背着丈夫把女儿交给临床的老大姐帮助照看,偷偷地跑出去找了几个功友一起发正念。当我再次回到医院后,医生却告诉我说,是因为小儿发烧不退,炎症侵犯到脑组织,使大脑受损,造成了四肢瘫痪、言语不清、智力障碍。婆婆见原本聪明伶俐的孩子竟然变成了植物人,便心如刀绞,整天以泪洗面,最后肺心病复发,含恨离开了人世。
婆婆的死,女儿变成了植物人,丈夫与我的争吵,邻里对我的疏远,让我觉醒,几年来我修炼“法轮功”如此的执着,难道这就是师父给的“福报”吗?如今,每当回想起那段伤心的修炼往事,我都悔恨不已,是“修炼”彻底毁了我原本幸福美满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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