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就是过年时贴的画。

　　年画属于中国画范畴，始于古代的“门神”画，为民间艺术之一种，所以也可称其为民间工艺品。从最初的手工绘制，到新时期的彩印，直至如今被其它装饰品取代而基本退出生活，成为收藏界的新宠。有研究者说，年画的历史非常悠久，起源于汉代，发展于唐宋，盛行于明清，并在清代进入鼎盛期，光绪年间被正式称为年画。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种装饰家居、寓意美好的精彩艺术样式，每一张贴在墙上的年画，其内容，都充分展现出全国各族人民热爱祖国和建设祖国的理想与激情，以及对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向往与追求。而年画最值得重视的另一个价值还在于：“……建国初期，当新中国面临着建立政治认同和汇聚全国力量开展建设这两大难题时，在文盲比例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情况下，年画压倒报刊、书籍、广播等传播媒介而成为最重要的宣传和动员工具，为民族国家建设自身政治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也是源于喜爱，源于年画所承载的美好回忆，藏家刘双英在收藏小人书、古钱币、《人民画报》等老旧之物的同时，从2001年开始，东一张，西一张，南一张，北一张，不知不觉，竟然收藏到上至明朝、下达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各类年画5000余张，简直可以开个年画展览馆了。

　　对于已过不惑之年的刘双英来说，古玩收藏只是业余爱好，他并不以此为生，只是想通过收藏，去了解历史，了解社会发展脉络，并因此而慢慢培养自己的文化修养。

　　刘双英所藏年画种类繁多，有山水花鸟，有历史人物和故事，有极具民族色彩的《我爱山丹花》《草原英雄小姐妹》《朱爷爷来到咱草原》，有时代特色鲜明的《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我戴上了红领巾》，有传播正能量的《勤劳致富》《夸奖状》，有红红火火过大年的《鱼庆福寿》《双鱼吉庆》《新年快乐》《万象更新迎春乐》等。装饰新房就贴张《恭贺新禧》，一对儿红烛，两个胖娃娃，金色的双喜在中央，那美好的画意，一目了然。也可以再贴张《双喜》，上面花团锦簇，有一对儿喜鹊，一对儿鸳鸯，还有个大红喜字儿，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曲调和唱词。

　　过去的年画，真可谓图文并茂，可看可读，真正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比如刘双英收藏的《是谁替我把雪扫》；在年画下方，有一个小故事，讲的就是孩子们于雪后清晨，正在替老爷爷清扫院子里的积雪，不想老爷爷拿着扫帚推门而出。他们是在做好人好事，不能让老爷爷知道，所以，就在老爷爷推门而出那一刹那，都机智地挤藏到门后。年画画面生动，孩子们的活泼和老爷爷的慈祥都跃然纸上，叫人看过就记在心里，很难忘掉。

　　表面看，刘双英收藏的是年画，但实际上，也是在收藏时代记忆。在他收藏的众多年画中，有一张《八亿人民的心愿》，就是1979年春节，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赠送给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退伍军人的。而当年，此种年画贴在家里，是一种身份和荣誉的象征。

　　春节贴年画，在我国由来已久，其题材包罗万象，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戏曲人物、演义小说、时代风貌……可说应有尽有。年画除了装饰点缀美好生活，某种程度来说，还是道德教育和信仰传承的载体与工具；在过去，也是一种看图识字的大众读物。当然，年画也有地域性，代表一种地域文化，反映一处乡风乡俗，比如内蒙古，反映在年画上，最多的，就是草原风情。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老百姓对年画的需求开始不断增加，年画市场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而对此，我深有体会。那会儿过年，贴年画和贴对子（春联）一样重要，所以我家除了悬挂保存多年的卷轴四扇屏外，年年腊月底，我和姐姐必须到人多的挤成一锅粥的鼓楼新华书店，去仰起脑袋，从高高悬挂的年画样子中千挑万选，等俩人意见统一了，再挤到柜台前去报号、交钱、拿货。顺路还得买盒图钉，贴年画用。新年画有横幅，有竖幅，有人物，有花鸟，还有像小人儿书那样一格一格的大张，但不管哪种，售货员都会把它们摞在一起，卷成卷儿，用纸条和浆糊固定好，再交到你手上。

　　新年画一般在腊月二十九晚上，没人来串门儿的时候才能贴，贴早了孩子们不干，怕失去那种年三十才可以“揭晓”的神秘感。到三十儿早起，已经换上新衣服的孩子们聚在一起，像一群快乐的小鸟，从这家飞到那家，有糖吃，有瓜子嗑，更有年画看。那年味儿，浓得化都化不开。

　　时间在马蹄表的滴答声和鸡毛蒜皮的琐碎中，周而复始地迎来太阳，又迎来月亮。墙上的月份牌儿撕掉一张，时间就过去一天；挂历翻过一页，时间就过去一个月；而年画揭下来，粉刷完墙壁，再贴一张新的时，说明整整一年又过去了。

　　如今呢，文化多元，年画已走向式微，而怀旧的人却越来越多；想看老年画，只能找刘双英们了。

　　原文链接：http://www.northnews.cn/2019/0116/300789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