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人的伏尔加河畔（资料图片）

　　土尔扈特举族西迁后，在伏尔加河畔平静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但这种平静还是很快被打破了。

　　“其实当土尔扈特人迁入伏尔加河畔不久，沙俄统治的势力范围就已经延伸过来了。可以这样理解，从一开始进入伏尔加河畔，土尔扈特人就一直在为捍卫自己的权益而努力着。”西北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玛·乌尼乌兰说。

　　民怨沸腾

　　有关资料记载，土尔扈特人迁入伏尔加河畔时，正值俄国历史上有名的横征暴敛的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当权年代。叶卡特琳娜推翻丈夫彼得三世沙皇上台，这位以“仁慈”自居的好大喜功的日尔曼女人，对周边国家展开了一场场战争，穷兵黩武，大兴征兵。据不完全统计，短短几年时间里，几万土尔扈特士兵就命丧在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战场上。而这位女皇为了加强对土尔扈特的控制，利用先皇和土尔扈特的约定，把渥巴锡汗的儿子阿萨赖从小扣留在圣彼得堡，用东正教的上帝来替换土尔扈特人信仰的佛祖，用伯爵的礼服来替换蒙古人的蒙古袍，用教堂的唱诗来替换悠扬的蒙古牧歌，试图培养一个一个完全俄罗斯化的汗王继承人，再加上对土尔扈特军事控制、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土尔扈特人民在俄国沙皇政府日益加重的民族压迫下艰难度日，这个民族的名字消失在地平线上看来指日可待了。

　　“土尔扈特人在进入俄境后，大致经历了7个首领。其间沙俄统治者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这支东方部落的警惕与监视。”玛·乌尼乌兰教授告诉记者，有很多事情让土尔扈特人民怨沸腾，反抗情绪越来越高涨。

　　忍无可忍

　　为了加大对土尔扈特人的控制，沙俄统治者几乎用尽了各种办法。“首先是政治，就是土尔扈特强盛时期，他们的汗国与沙俄地位是平等的，沙俄强大以后，要求他们俯首称臣。土尔扈特的体制是汗王决定一切，在汗王的下头有个叫扎尔固的机构。俄国政府要改组扎尔固，并把它的权力上升到和汗王一样，在权力上，对汗王渥巴锡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其次是从经济上，沙俄政府让大量的哥萨克移民向东扩展，不断缩小土尔扈特的游牧地，意味着土尔扈特畜牧业发展受到限制。”玛·乌尼乌兰教授认为，致使土尔扈特人全民反感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来自信仰方面的压力。土尔扈特人全民信仰藏传佛教，沙俄政府却迫使他们改信东正教，“仅这一条对土尔扈特人来说，在精神上就绝对承受不了。”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因为征兵，土尔扈特青壮年人口越来越少。沙俄政府对土尔扈特人强制实行人质制度，目的就是控制土尔扈特人，一切听命于沙俄政府。据史料记载，在18世纪，沙俄帝国竭力控制出海口，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空前紧张。随着沙俄侵略势力不断扩大，战争越来越多，其中跟土耳其就打了很长时间。俄国当时就征用土尔扈特的青壮年，作为俄国的军队跟土耳其打仗，在战争中间，土尔扈特人伤亡很大。

　　“当时沙俄政府针对土尔扈特人的赋税是很沉重的，每个家庭的收入十有七八都被赋税纳尽，人们生活苦不堪言。加上沙俄统治者经常不断插手土尔扈特人的内部事务，激起民怨，可以说当时的土尔扈特人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东归是迟早的事情。”玛·乌尼乌兰教授说。

　　在这样的形势下，土尔扈特人如何决定自己的命运，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和选择。

　　东归前夜

　　1767年，当时的土尔扈特在渥巴锡的领导下，开了一次小型的绝密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就决定要东归故土。“虽然大多数人已经对沙俄当权者不抱任何幻想，但动员工作还是相当艰辛的。土尔扈特人毕竟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那里的草原、牧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洒下了他们的汗水。马上要放弃那块土地，说走就走，在老百姓中也不是所有的人，一下子都能想通的。”玛·乌尼乌兰教授告诉记者，在清朝乾隆三十五年秋（公元1770年），在伏尔加河下游草原的一个秘密地点，土尔扈特汗王渥巴锡第二次主持召开了绝密会议。会上，他们庄严宣誓，离开沙皇俄国，返回祖国去。“这次会议可以看作是吹响了东归的集结号。”玛·乌尼乌兰教授说。

　　1771年初，渥巴锡召集了大小宰桑进行动员，“讲了东归祖国才能摆脱俄国高压控制，而且离西藏较近，利于熬茶礼佛等种种有利的条件”。众宰桑纷纷为东归献计献策，并分头召集人民传达汗王渥巴锡的东归计划。1771年1月15日，渥巴锡又在雷恩沙漠附近别尔图地区集结了汗国的军民，向他们宣布东返起义的决定：“俄国女皇已命令，把我汗王的儿子和各部落头领的儿子们送到彼得堡，而且要从土尔扈特部落选出1万名子弟，派往俄国军队中去，仅仅1年，我们汗国已派出过8万名子弟为俄国做炮灰。为了摆脱俄国的压迫，别无他法，只有回归祖国，就可以‘生活在古老的国教、国语的中国同胞那里，和决定今世来世幸福的崇拜之地，盛满宗教佛法神水的汪洋大海的中国，以及赐大福于万民的活佛身边’（《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第四集，第60页）。”

　　1771年1月4日，渥巴锡召集全体战士总动员，提出土尔扈特人如果不进行反抗，脱离沙皇俄国，就将沦为奴隶的种族，这次总动员，点燃了土尔扈特人心中奔向光明的火焰。尽管渥巴锡等人力图对俄国人保密，消息还是泄露了。形势的急剧变化，迫使渥巴锡不得不提前行动。“原本计划好在1月5日早晨与左岸的一万余户同胞一道返回故土，不巧当年竟是暖冬，河水在深冬迟迟不结冰，左岸的人无法过河。只好临时决定，右岸的三万余户立即行动，开始东归。”玛·乌尼乌兰教授说。史料记载，按渥巴锡计划，其起义时间原待伏尔加河结冰后进行，这样可和分居于河北之土尔扈特一万数千户牧众共同举事东返。但由于这年冬天气温较高，伏尔加河未能早日结冰，“是岁（乾隆三十五年，即1770年）冬温，河冰不冻”河南虽已准备就绪，无法与河北汇合，而东返消息又被泄露，俄国政府有所觉察。形势的发展迫使“渥巴锡不能久待河北人口，遂杀俄罗斯匠役千人及贸易人等”。渥巴锡汗乃决定提前起义。

　　第二天凌晨，寒风凛冽。当阳光洒向大雪覆盖着的伏尔加草原时，伏尔加河右岸的三万三千多户的土尔扈特人出发了，离开了他们寄居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乡，用他们的话说：到东方去、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寻找新的生活。

　　渥巴锡率领一万名土尔扈特战士断后。他带头点燃了自己的木制宫殿；刹那间，无数村落也燃起了熊熊烈火。这种破釜沉舟的悲壮之举，表现了土尔扈特人将一去不返，同沙俄彻底决裂的决心。

　　艰难突围

　　土尔扈特东归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圣彼得堡，朝野一时为之震惊。沙俄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认为，让整个部落走出国境，这是沙皇罗曼诺夫家族的耻辱。随后她派出大批哥萨克骑兵，去追赶东去的土尔扈特人。同时又采取措施，把留在伏尔加河左岸的一万余户土尔扈特人严格监控起来。

　　土尔扈特人的队伍，很快穿过了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草原。走在外侧的一支土尔扈特队伍，被哥萨克骑兵追上了。由于土尔扈特人是举族整体搬迁，辎重很多，且都是赶着牲畜前进的，在哥萨克骑兵进攻的时候，很难把散布在广阔原野上的队伍集中起来抵抗，近万名战士和乡亲壮烈牺牲。一路上除了残酷的战斗，土尔扈特人还不断遭到严寒和瘟疫的袭击。土尔扈特人由于战斗伤亡、疾病困扰、饥饿袭击，人口大量减员。

　　“刚从伏尔加河畔出来的时候，土尔扈特人有17万多人，因为一直转战在南俄一线，天气奇寒，加上追兵、瘟疫、饥饿等各种因素，死伤大半。到最后来到新疆的时候，已经不足8万人了。”玛·乌尼乌兰教授告诉记者，在行进途中，因为种种困难，有一些人思想有了松动。在最困难的时刻，渥巴锡及时召开首领会议，鼓舞士气给民众讲述东归已经剩下最后一步了。

　　土尔扈特人东归的消息，事前清政府一点也不知道。土尔扈特人无法和清政府沟通，更不可能得到清政府的任何援助。英勇的土尔扈特人，仍然只有再次抖擞精神，向着既定的目标一步步走去。土尔扈特人浴血奋战，义无反顾。历时近半年，行程上万里。他们战胜了沙俄、哥萨克和哈萨克等军队不断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承受了极大的民族牺牲，终于实现了东归壮举。

　　根据清宫档案《满文录副奏折》的记载，离开伏尔加草原的十七万土尔扈特人，经过一路的恶战，加上疾病和饥饿的困扰，“其至伊犁者，仅以半计”。

　　在五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土尔扈特人终于到达了祖国西陲边境伊犁河畔。

　　后记

　　土尔扈特部落是蒙古族的一部分，他们自古就生息在我国北部西部的森林和草原，是一个勤劳、勇敢，有着光荣历史的部落。

　　土尔扈特人民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对中华民族代代相延的向心力，使土尔扈特人民举行了18世纪最伟大的长征。正如英国作家德昆赛所说：“从最早的历史纪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的民族（指土尔扈特人）跨越亚洲无垠的草原东返祖国那样轰动于世界和激动人心的了（德昆赛著《鞑靼人的反叛》）。”土尔扈特人民爱国主义的行动表明，中华民族热爱祖国之情，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土尔扈特对祖国的向心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使他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又一个人间奇迹。土尔扈特人民英雄的壮举，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们面对外来侵略毫不屈服，男女老少敢于武装反抗侵略的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将永远是中国人民最为宝贵的爱国主义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