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呼和浩特旧城大北街西侧，曾有一条“大厅巷”，在旧城区的拆迁改造中，这条小巷早已消失，但旧城的老人对大厅巷里一座典雅庄严的建筑——丹府都印象深刻，因其府前有高高的台阶，门庭恢弘，被附近的老居民称为“高阶门”。

　　一

　　丹府本是土默特左翼旗都统衙署，丹津家族承袭土默特左翼都统达四代逾百年，在当地颇具威望，丹津任土默特左翼都统达34年，地位显赫、政绩突出，故当地商民惯用“丹府”来称呼这座衙署。乾隆二年，丹津去世，其后人进京袭爵位，衙署“变价报部”，即由其子孙出资购买而成为私宅。民国年间，呼和浩特地区第一家税务机构租用了丹府的二堂西院作为“收税大厅”，“大厅巷”便由此得名。

　　据丹津的后人田效绪老人回忆，丹府的建筑格局是四进院落，大门前有照壁一座，大门三间，一明两暗，大门顶梁上悬挂匾额一块，书有“世代称雄”。大门内依次为大堂、二堂、垂花门、内宅，共有房42间。所有的房屋均为木石砖瓦结构，是典型的“厅子房”，即厅子主体为前廊后厦，前后均有窗。内部有木制雕花隔扇，正厅有地炕、暖阁。因丹津自幼生活在京都，故建房具有了京都王公贵胄府第的建筑特点。在丹府的大堂内，悬挂有雍正皇帝御笔金字匾额一块，上书杜牧的《山行》诗一首，匾四周鎏金制成二龙戏珠图案，此外还有雍正敕书一卷，长约一丈，宽二尺，通体龙形花纹红色绫子制成，上有满文、蒙古文、汉文3种文字，内容为“土默特三等子爵兼三等男爵，丹津之妻云硕布氏为一品诰命夫人”。在田老先生的印象中，以正厅悬挂的丹津坐姿全身画像最为引人注目。这幅画像高约2米，丹津着一品官服，顶戴花翎，正襟危坐于虎皮椅上，威严中透着亲切，画面极为生动。画像的眼睛尤为传神，于厅内的任一角落，均可感受到他的炯炯目光，可见画功之高。

　　二

　　丹津之所以得到了皇帝的器重及百姓的拥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创办了土默特官学。今天，在土默特学校校园内的文庙大成殿前，有两通石碑，为我们保留了呼和浩特教育历史文化的记忆，也为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碑文的题头分别为“敕建文庙官学碑记”“敕修文庙官学碑记”。“敕建”“敕修”均说明当时土默特文庙的建、修都是经过雍正皇帝批准的。

　　雍正十二年秋，皇帝派兵部侍郎通智(不久后升任兵部尚书)作为钦差大臣来到了呼和浩特，肩负的使命是“整(顿)斯土”。因为当时绥远城还没有兴建，土默川上只有土默特左翼旗和土默特右翼旗，而且两个旗的都统均驻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是两个旗共同的治所，所以前来“整斯土”，也就是整顿土默特旗务，而且“经营一载，政通人和”。实际上这位钦差大臣肩负的使命，是兴建绥远城，为满洲在漠南蒙古地方驻军做准备。

　　通智来到呼和浩特，看到这个边外小城还有文庙和官办的学校，便在雍正十三年夏，为学校立了第一通石碑。碑文记载说，土默特左翼都统丹津家族是土默特世家，他们收罗土默特部众，治理地方颇得人望，旗民莫不感恩戴德，于是商民共同发起捐赠物料，招集工匠，开始为丹津家族修建祠堂，以歌颂其功德。

　　三

　　所谓土默特世家，说的是丹津的曾祖父古禄格，于1636年在皇太极将金国改国号为大清时，被任命为土默特左翼旗都统，而后该家族有4代5个人也就是5次袭任土默特左翼都统。丹津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袭任，此时该家族治理土默特地方已将近70年，到雍正元年，丹津也已经任职18年，家族袭职已近90年，可见其威望与影响。

　　至雍正十三年，丹津任职已30余年，据“敕建文庙碑记”载，其为人敦厚，秉性忠诚，两旗土默特暨阖城商贾，以及乌兰察布盟六旗所属蒙古人莫不感恩戴德，愿与丹公修建祠堂。丹津不同意人们为其修建生祠以偶像供奉他，可是修建祠堂之工料已具备，建筑之势已难阻止。丹津深知地方治理得好，是圣祖仁皇帝抚育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一视同仁的结果，因而不敢居功，同时他也看到旗民的好意不可阻挡。于是，丹津在雍正元年(1723年)上了一道奏章，说：“旗民正在为我家族建造祠堂，我想到内地有建文庙办学校的惯例，土默特地方虽然属于民族地区，但旗民也需要教化，所以想就势把在建未成的祠堂稍做展修，建成文庙和官学，以教化旗民子弟。”雍正皇帝“洞见其诚，照所请准行。”所以便效仿内地修建孔庙设立学堂之先例，于1724年将未完工的祠堂改建为文庙，并于1726年创办了土默特官学，这就是呼和浩特土默特学校的前身。

　　稍有出入之处是，通智在文庙建成10年后作勒石记载，把丹津于雍正元年上奏章，说成了雍正二年，而依据我们查到的奏章，上奏朝廷是在雍正元年，雍正二年是文庙建成的日子。

　　四

　　土默特地方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教育和文化积淀，乡村已不缺私塾，大的家族也具有了毕业于官学的文化人、书籍和启蒙老师，而且这些文化人蒙满藏汉文化都略通一二，在普通民众心目中颇显得博学多才。到上个世纪初，土默特地方的教育普及程度在各蒙旗中最为突出，土默特高等小学毕业生在当地是文人，在全国来说也已经是文化人，因而他们对当时的各种新思想和先进组织都极为关注。再借助刚刚贯通的京包铁路和民国初期建立的国家级民族教育学校——蒙藏学校，一批又一批土默特青年学子便跃上了救国图强、振兴民族的道路和舞台，其中以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一批蒙藏学校的早期党员和延安民族学院培养的一批抗战时期的党的干部最为集中也最具历史贡献。可以说，近200年的教育和文化积淀，深刻解读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