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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大院里的嘻哈歌手

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维   2017-09-26

  “最近《中国有嘻哈》特别火,下面上场的这个人……”主持人顿了顿,“他也看过!”

  不大的舞台被笑声淹没。一位中年男人疾步走上台。他短发,戴一副近视眼镜,身材略微发福,穿T恤、牛仔裤和运动鞋,和电视上那些戴鸭舌帽和墨镜的嘻哈歌手完全不同。

  他叫郝雨。2003年,他因网络歌曲《大学生自习室》为人所知,是红极一时的说唱歌手。

  十四年过去,郝雨从大学校园走进了机关大院,也从嘻哈少年变成了中年大叔。白天,他是身着衬衫西裤的公务员;暮色四合时,换上休闲装,走进三里屯、东直门一带的酒吧里,变成一名脱口秀演员。

  他今年36岁,和所有使用保温杯的中年男人一样,房子、车子、孩子组成的生活漩涡让他团团转。只有站在台上的此刻,他能获得片刻喘息。

  “过了气的拳击手”

  站上台半分钟后,郝雨一本正经地问:“真的有人以前听过《大学生自习室》?举个手,让我感受一下。”

  举手的人不少。郝雨扫了一眼,“都把手撂下吧,不要累到我的歌迷。”台下,笑声四溅开来。

  这是一个周四夜晚。三里屯一家不大的酒吧里,一百多位观众聚在一起,看包括郝雨在内的6名脱口秀演员的拼盘演出。碰上周末,这里要变成一个沙丁鱼罐头。

  “大家知道北京地铁高峰的状态吧,车一到站,门儿一开,人还没上,先掉下来四个……那天我挤在车里头,感觉后面有人捅咕我。回头一看,一老大姐,拿个自拍杆‘哎哎小胖子,你往右边挪一下,那个师傅,你和小胖子一起往右边挪一下,这个女同志,不要玩手机了,你去取代那个师傅的位置,那老头,来来,你来填补这个女孩的空白,那个老太婆你不要动啊,这个空要留给我,我是要从这下车哒!’”郝雨转换语调,接着说,“大姐,你……华容道玩得非常好啊!”

  “坐公交时,售票大姐也玩得好,她们玩俄罗斯方块。”他顿了顿,模仿售票员大姐:“来前门上车前门上车,你这大包塞这儿,大爷那有空座,赶紧坐着,别堵那儿,小伙子你别横着,你顺过来顺过来,贴着右边一直往里走,对,往里走,后门下车后门下车,来来来,下车排好队,得嘞,又消一行!”

  现场被笑声和欢呼声包围。这些段子都来自郝雨坐地铁、挤公交的真实经历。他把生活中刺痛自己的东西,编成段子,笑着讲出来。台上的十来分钟,成了他生活痛感的出口。

  每天早上,他6点钟起床,6点半出门。从小区门口坐24路公交车,和上班族、外来务工人员、外地游客前胸贴后背站三站,再挤进地铁2号线,被挤成“一张相片”后,在8点前到达前门附近的单位。

  “下周工作安排下发了吗?”“海报修改方案再报领导确认一下。”“这个片子的字幕还有问题,还要再改一下。”“有本书不错,买给大家,集中开个读书会,把大家的发言整理成文报送”……

  一个普通的上午过去了。作为一名机关单位里的公务员,郝雨的工作内容很琐碎,“各种任务和事务性工作”。他有时在微博上感慨,要是公务员生活是人民群众说的那样轻松就好了。

  今年是他做公务员的第10年。朋友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个渴望自由的嘻哈歌手,却安安稳稳做一份工作,而且一做就是这么多年。

  去年,郝雨给儿子买学区房后又背上了房贷;爱上脱口秀后,唱歌几乎被放弃了。他把这种感觉写进歌里:“我的歌迷问我什么时候复出,我的妈问我什么时候提副处……”

  一天夜里,郝雨刚把孩子哄睡,准备去冰箱拿啤酒,不小心碰掉了装唱片的盒子。这些珍藏的说唱唱片触动了回忆。他抬起头,镜中的自己头发稀疏、腹部隆起。

  忽然,他又看到,镜子里的人摆出一个拿起麦克风rap的姿势:“麦克风闲太久/已经生锈/我低着头坦白/没有保留/这有一个过了气的拳击手/只有死在场上才能退休……”

    9月24日,郝雨在机关单位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记者 彭子洋 摄

  嘻哈少年

  镜中的中年,曾是少年。在2000年的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位穿着肥大帽衫、牛仔裤、旅游鞋的男孩。他戴着耳机,听着“哟哟哟”的嘻哈乐招摇过市。

  李明对大学同学郝雨的印象长久停留在一个场景里:在晚上的宿舍走廊里,一个小胖子在练习街舞。练习倒立时,他140斤的体重全部集中在几根手指上,有同学路过调侃,“你这么胖还练这个”。

  郝雨学的是测控技术与精密仪器专业。这是父母决定的。他们希望他以后从事技术工作。但他不喜欢。上自习时,别人看《模拟电路》,他看《斯巴达克斯》。他爱苏格拉底、叔本华和黑格尔。笛卡尔的名句被他抄在日记本扉页上,他认同“思考是我们唯一的尊严”。

  他成绩平平。大学同学滕伟回忆,当年他们都是“不学习圈”的。

  人生前19年被压抑的天性大概在这个时期爆发了。郝雨坦承,在大学阶段,有了更多独处的时间,常常和自己对话,开始逐渐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而初中起就接触的rap传达出的反叛精神,让他着迷。

  他把自己定位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有批判性,有自我嘲讽和怀疑精神。他很多歌都在写大学生的生活状态,多半是自我嘲讽。

  没课的下午,他跑回家,卧室就是他的studio——一台奔腾2处理器的电脑,一块一百块钱的声卡,一个八块钱的简易麦克风,网上下载一个声音剪辑软件,他是歌手。

  看不惯同学们刷夜打游戏、寝室脏得像动物园、厕所漏水、暖气不热,他把对学校的不满都写进歌里,取名《我的大学》。成品拷给几个要好的同学“内部欣赏”。同学们纷纷称赞“正中痛点”。

  一天,辅导员找到自动化学院团委副书记郝雨,“听说学校有个同学做了一首歌讽刺大学生活,查一下谁写的。”

  郝雨心里嘀咕,自己查自己,太扯了。这事儿当然没了后文。

  后来,郝雨接连“内部发行”了快20首歌。《大学生自习室》是其中一首。

  一夜成名

  那是2003年,网民数量只有7950万人,拨号上网还是人们上网的主要方式。淘宝网才建立,和网络带宽匹配的flash刚刚走红,人们还在使用文曲星,mp3还很时髦。彩屏手机刚刚面世,四十和弦的铃声已经很先进。

  “当时的娱乐资讯没有今天发达,网络条件也差,大伙用电话线上网聊个天、下载个flash就很不错了,一个东西稍微有点创意,就很容易传播开来。哪像现在的网络,每天各种信息目不暇接。上了头条也很快会被新的信息淹没。”郝雨后来分析,《大学生自习室》的走红得益于当年文化环境的特殊性。

  有媒体统计,在4个月的时间里,《大学生自习室》的欣赏人数突破120万。被当时的媒体称为“互联网历年人气最旺的作品”。

  走红后,郝雨跟媒体说,他和网络歌手不一样,他希望能做一个推动中国文艺复兴的人,而不是娱乐大众的人。

  9月16日,郝雨在三里屯附近的休闲吧表演脱口秀。记者 彭子洋 摄

  抉择

  2003年哈尔滨夏天的一个夜晚,郝雨第一次站在父母面前,拿出唱片公司的合约,说他不能按照父母对他的规划继续考研了,他想搞音乐。

  这是个传统的东北家庭。母亲在哈尔滨五金公司上班,父亲是东北一家国营工厂的领导干部,他们希望孩子能做务实的技术性工作。

  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做音乐有风险,是不务正业、没有正形。他们举例,“邻居那个玩音乐的孩子,不就是在婚礼上给人伴奏?”

  第二天,父母在当地教育机构找了一位心理导师和郝雨谈话。导师说,你不要想着做音乐了,这是青春期浮躁症。

  郝雨有点迟疑,跑去对面宿舍问同学们的意见。大家的意见是,如果他去当歌手,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如果考上了研究生,他就是搞导航的人中最会说唱的。

  滕伟记得,郝雨离开他们宿舍时,嘴里反复念叨“也对也对”。

  也是一个夜晚,郝雨推开卧室窗户,对着无尽暗夜大吼一声。从此放弃。他说,他和所有生活在东北的人一样,服从父辈,骨子里保守,不敢冒险。他是生活环境的产物,还没学会和父母对抗。

  “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哪怕你想向着那个方向努力,但不一定有这个机会。”郝雨感到,彼时那种喊出“推动中国文艺复兴”的少年意气,在瓦解。

  几个月后,姜昆找到郝雨,希望和他一起创作一个相声和rap结合的新节目上春晚。郝雨暂停了考研,折腾几个月,春晚也没上成。

  生活轰轰烈烈出轨,又平平静静回到原来的轨道——考研。这一次,郝雨租住在北京的闹市区,备考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做姜昆的学生。

  所有人都觉得他会走上艺术道路。毕业那年,郝雨却出人意料地报考了公务员。

  就在当年,他还写了一首歌,“白领 公务员 暴发户/你我这些趋炎附势的家伙/因为软弱所以你恨着/因为懒惰所以我混着……”

  室友郭振东问他,你什么情况,太世俗了吧。

  这哪是他认识的那个郝雨。听不惯老师的官话,郝雨会借机调侃,“就像把皇帝的新装扯下来的那个小孩”;卧谈时,郝雨信誓旦旦说年轻知识分子要去作为,以天下为己任。

  “留北京是不是先得有北京户口?”这是郝雨的解释。选择公务员,不过是他向物质世界和现实生活的一次妥协。

  他也知道,当年选择考研就已经决定了他以后不会再做一名嘻哈歌手,他将会和所有普通人一样走一条中规中矩的道路,结婚、生子,度过平凡的一生。

  2008年夏天,领完毕业证,几位好友相约喝酒。

  酒桌上,郝雨说,他是液体,没有形状,倒在罐子里就是罐子的形状,永远都会顺应和适应,但本质不变。

  郭振东开始理解郝雨身上的矛盾。他能一边做学生干部,一边自我嘲讽;一边爱着崇尚自由的嘻哈,一边拥抱现实。

  “他在规则里生存,又在其他层面寻求表达。当现实和个人的无力感结合在一起,他其实在用嘲讽表达无助。”郭振东说。

  “这就是生活?”

  毕业后,郝雨脱掉肥大的帽衫,摘下耳机,换上衬衫西裤,走进北沙滩1号院,成了中国文联的一名干部。主要工作内容是为艺术家服务。

  外出演出,他负责协调、服务。“XX老师,您起床了吗,咱们可以吃早饭啦。我在一楼电梯口等您。啊,您不想下来吃了?那行,我把饭给您送上去吧。”

  他常常要周旋于艺术家、经纪人和领导之间,晚上回到家,写完简报,除了睡觉,他什么也不想做。

  在活动现场,当他看到艺术家们的同一首歌唱了十遍,同一个段子讲到第六遍时,郝雨开始问自己:“这就是生活?”脑子里的另一个声音在告诉他:“你这是浪费生命。”

  当年走红时,他去北航演出,歌手张杰就住在他隔壁。演出结束,大伙一起喝酒,他俩拿着新款的彩屏手机合影,分别时还说“苟富贵勿相忘”。那会儿在东北小场子里演出,大鹏常和他同台。

  “人家都还记得我吗?”

  刚工作那几年,是他最痛苦的一段时间,rap已经不能诠释他对世界的理解。离开了校园,他失去了创作土壤。“用校园情怀唱江湖故事”的时代已经过了。

  那个一夜成名的时代也过去了。和他同时走红的香香、杨臣刚已经慢慢被人们遗忘,人们喜欢上了周杰伦、陈奕迅、王力宏,买他们的磁带、CD,人们看高清视频,不再留恋flash动画,也忘了有个嘻哈歌手叫郝雨。

  有一年圣诞节,郝雨受邀参加一档脱口秀节目,演唱了他的新作:“这胖子谁啊/who are you/一个说唱歌手/we don't know/大学自习室/oh that's too old/有人说 大叔我劝你快走/你的数来宝在这会出丑/吴亦凡xo 不是酒/这个舞台早就属于小鲜肉……”

  看到当天的新闻标题,郝雨苦笑——“80后大叔挑战EXO!”

  2011年5月21日,郝雨30岁生日,他在外地出差。

  凌晨两点半,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发了一条微博:“在周末出差半夜加班抽空上厕所之余,望着镜子回顾这些年的生活,发觉自己的确在不经意间学会了诸多年轻时不擅长的事儿——比如,长时间的叹息和经常性的苦笑。”

  “无可奈何”

  “感谢听过我歌的中老年朋友!大周末的放弃和子女团聚的时间来看我演出……”站在脱口秀舞台上的郝雨说。

  十四年过去了,那些听过《大学生自习室》的年轻人大都变成了沉默的中年人。当年和郝雨一起出歌的嘻哈歌手费尼克斯也早就离开嘻哈圈,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2013年,郝雨工作调动,从文联到了另一机关单位;一年后,他也当上了父亲。

  去年,他和妻子谋划着给孩子买学区房——他们要卖掉现在的房子,付完首付,再贷款两百多万。每个月七千块的工资和上万元房贷之间的鸿沟,让他不得不再次向物质世界投降。

  最缺钱的时候,他忍痛卖掉了以前最爱的原版日漫、玩具和珍藏的演唱会门票。拿到这一万多块钱时,那种感觉,和他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买下心爱之物的心情一样美妙。

  “我甚至都想过一个段子:大风吹来,垃圾桶倒了,纸片散落一地,你上去踩一踩,会不会发现里面有钱?或者,有一张刚刮开还没充值就被风吹走的电话卡?许它不是,不许咱不踩。”

  他学会了把困顿埋在心里,甚至很少和妻子提起。

  在单位里,他始终是那个乐呵呵、逢人就打招呼、叫得上从保安大哥到食堂大叔所有人名字的郝老师。同事王刚(化名)记得,有时候,郝雨会突然对着埋头做事的同事们说,“来来来,我给大家讲个段子。”

  同事们都知道他是当年的嘻哈歌手,现在常在单位表演节目的文艺青年。

  听到他下班后表演脱口秀的消息,王刚惊讶了几秒钟,又觉得没什么奇怪,“我们这儿埋伏了一个巨星。他要出道,也没其他明星什么事儿啦。”

  郝雨很喜欢一部电影,叫《摔角手》。主人公兰迪是著名的摔角手,曾有过属于他的时代。后来因为身体原因,他决定退出摔角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享受家庭生活。二十年后,有人组织一场经典重赛,为了找回昔日荣光,他重返战场,最终死在了擂台上。

  他多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以前他想通过说唱表达自己,沉默多年后,又选择用脱口秀的方式回到舞台,把痛感变成了段子。只是,心境全然不同了。

  “年轻时,我心里充满希望,脑子里充满欲望,觉得天下一切都可以用rap来表达,天天想着一言兴邦。进入社会以后,我才懂得外部世界是一个十分庞杂的系统,每个人都值得被原谅和理解。每一种变革都来自日拱一卒,循序渐进。”

  36岁的郝雨,变得现实、无奈,但也懂得了知足、恐惧、感恩和原谅。

  今年起,他以一周一两次的频率走上脱口秀舞台。这是他对抗中年危机的方式——把白天隐藏起来的自我释放,也能“为儿子多挣几本图书钱”。

  几个相熟的脱口秀演员已经做起了专场,一个主题叫“庸人俗事”,另一个叫“哎呀,算了”。

  郝雨从中看到了人生的底色。他说,大家都是在生活中伤痕累累,才写出了让观众捧腹的段子。他都想好了,以后他办专场,主题就叫“无可奈何”。

  一个周六,郝雨走出酒吧时,已经过了零点。凌晨的三里屯,依旧灯火通明。抬起头,被工业文明遮蔽的星光,肉眼无法抵达,可它一直都在。

【责任编辑: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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