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中国内地的死亡人数也应由之前的3342人增加同样的数据，上升为死亡4632人。

　　在这份近千字的通报中，不仅列出了修正后的数据，还公布了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数字核查采集过程，并详细列明出现数据差异的四点原因。其中包括：早期医疗资源不足，有些患者在家中病亡；救治高峰期医务人员忙于救治，客观上存在迟报、漏报和误报现象；后来定点医疗机构快速增加，少数机构未能及时与大疫情网对接报送信息；有些死亡病例信息登记不全，存在重报、误报情况等。

　　显然，这是一项依照法律规定所做的负责任的修正，它是对所有这场疫情中病亡者和他们家属的告慰，也是对国人和国际社会的交代。

　　近来舆论场上存在对有关部门“瞒报”新冠疫情死亡数字的质疑和指责，西方也有人极力炒作这个话题。武汉市没有受这些声音的影响，坚持推进传染病防治法等要求的程序开展核查订正，这是坚守制度有勇气的正派表现。恪守“真实第一”的原则，正是一种自信和磊落。

　　然而，“逢中必反”的邪教“法轮功”，跟在西方无耻政客后面摇尾巴，向自己的祖国张嘴狂吠。

　　武汉修订疫情数据后，“法轮功”媒体开足马力，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煽风点火，极尽造谣抹黑之能事。明明是光明正大的主动修订，“法轮功”偏说是“迫于形势”，“此事彰显国际追责声浪的效果”；明明是体现了对人民、对历史、对逝者负责的态度，“法轮功”偏说是中国政府拿人命当数字游戏玩；明明对漏报、误计的修正体现了“透明”原则，“法轮功”偏说是“当局刻意隐瞒”后的掩盖花招；明明修订后的数据经得起任何质疑和核查，“法轮功”偏说“就这个新数字肯定还是假的”；明明是有自信、负责任的自我订正，“法轮功”却说是“自打耳光”。

　　提到“打耳光”，倒是世卫组织的反馈狠抽了“法轮功”一记耳光。针对武汉修订疫情数据，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丽亚·范·科霍夫17日表示，在疫情暴发期确实很难统计准确的数字，预计许多国家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需要对数据进行修正。玛丽亚表示，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的真实数字对了解该病毒十分重要。如果没有准确的数据，流行病学家就很难计算出感染率和死亡率，也难以建议政府制定应对措施。

　　这实际是肯定了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实事求是的做法。既然“预计许多国家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作为最早发生疫情的武汉先行一步，不是很正常吗？

　　要说“自打耳光”，倒是“法轮功”的看家本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未发现病例之时，它先是说新冠病毒是“定时、定向、定域”地瞄准反对“法轮功”的中国共产党而来；后来意大利等国家开始暴发，它改口说亲共的国家疫情严重，反之则轻微；再后来，美国确诊和死亡人数暴涨，确诊数全球第一，它又改口称因为美国对中国太仁慈。

　　其实，作为国际反华势力的走狗，“法轮功”早就沦为背叛祖国的汉奸了。“法轮功”之所以借新冠疫情散布谣言，无非是想在西方反华主子面前展现自身仍有利用价值。该邪教组织被中国政府明令取缔后，十分忌恨，经常怀揣阴暗龌龊心理，企图唱衰中国。自称“没有祖国”的“法轮功”邪教不希望看到中国取得抗击病毒胜利，不希望看到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希望看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事实证明，在这次疫情中，“法轮功”成了抹黑栽赃中国的谣言策源地。此次新冠病毒疫情中，“法轮功”本色上演汉奸丑剧：凡是中国的政策和举措，必做歪评和曲解；凡是中国的成绩和战果，必做否定和诋毁；凡是中国的不足和教训，必做放大和渲染。相反，只要是反华仇中的言论，必然极力迎合附会；不管谁恶意攻击中国，必然递上量身打造的炮弹。

　　就拿新冠病毒的名称来说，世卫组织早就有了规范的通用名称，一再强调病毒命名不能涉及地理位置、动物、个人或群体，公开谴责国外某些政客的一切污名化行径。但是，“法轮功”对此充耳不闻，依然步外国某些政客的后尘，一再使用或编造伤害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华人感情的名称，蓄意抹黑中国，这不是汉奸行径又是什么？

　　武汉修订疫情数据，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有利于全球抗疫，应该赢得尊重。“法轮功”却跟着西方主子，对祖国狂吠，只能遭到广大炎黄子孙的鄙视和唾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