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鞠桂芝，1968年生人，丈夫叫刘国军，比我大3岁，是赤峰市红山区红庙子镇大三家村农民。1998年初，有人在当地组织了一个法轮功练功点，宣传法轮功祛病健身、成仙成佛等种种好处。当时我对传功人把法轮功说的神乎其神表示怀疑，不相信世上会有那样成仙成佛的好事，我也没有成仙成佛的幻想，就没有当回事，后来通过习练法轮功丈夫的反复劝说，我才勉强跟着丈夫一起到练功点练练动作。所以一开始书也没有认真的看，功也没有认真的练。

　　丈夫见我练功不积极，怕我掉队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通过谈体会、讲方法式的辅导，主动多做家务活让我腾出更多的时间练功等方式有意帮助我“精进”。在丈夫的带动和帮助下，我渐渐进入了状态，动作要领也基本熟练。通过有规律的练功锻炼和不断修心性的心理调解，我身体的小毛病得到了缓解，平时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得到了较好的克服。我感觉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混身有使不完的劲。别人都说我比以前精神了，气色也好多了，仿佛又焕发了昔日的青春活力。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其中的科学道理，就认为是法轮功的功劳，是李洪志“师父”的神通。因此对法轮功由半信半疑到深信不疑，对李洪志“师父”也更加崇拜。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同丈夫一起如饥似渴的练功和学法，每天早上去练功点练功是雷打不动，风雨无阻，每晚学法练功至深夜，而且从没间断。随着不断的痴迷，法轮功的那些“圆满”、“上层次”之类的思想完全占据了我的头脑，认为自己在有生之年遇上了这么好的大法，不但自己要好好珍惜，还与接触的亲戚和朋友张口闭嘴都是“师父”、“法身”等词语，而且大谈特谈法轮功的种种神奇，并极力劝说他们都来练习法轮功。这样不仅使他们得到了救度，自己也提高了层次。

　　到了1999年7月20日，国家依法取缔了法轮功非法组织之后，我很不理解，心想，这么好的法国家怎么会取缔呢，一定是国家搞错了，早晚会正过来，一旦放弃，这么多年就白修了。所以，我同丈夫在后来的日子里，不但始终没有停止练功学法，而且还在“上层次”、“圆满”等利益驱使下做了好多让人无法理解的错事，因为“圆满”对于一个生命来说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们本想国家不让我们练功，我们就在家偷偷地练，只要持之以恒，虔诚修炼，总会修成正果。但接到李洪志的一篇篇经文不能不让我们为之所动。如李洪志在一篇经文中说：“要想圆满必须通过一次毕业考试，而这次考试，对每个人来说，简直就是生与死的考验”，并且多次讲到，要“圆满”就一定要“走出来”，“走出来”就成了走向“圆满”的必经之路，这个“走出来”在当时的认识和理解，就是走出家门，与国家对抗，与政府对抗，与人民对抗。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我与丈夫1999年10月25日同其他功友一起进京进行所谓的“弘法”和“护法”的滋事活动，因此受到了公安机关的处罚。

　　为了及早挽救我，社会志愿者多次到我家苦口婆心地做我和丈夫的思想工作，让我们放弃法轮功。我们不但不领情，还认为他们是干扰我们修炼大法的“魔”。为了逃避他们对我们的干扰，寻求好的修炼环境，2002年的8月份，我们夫妻俩把刚上小学的儿子丢给年老体弱的父母，离家出走了，过着一种流浪的生活。我们在异乡，白天打工，晚上学法练功，虽然很艰苦，但想起自己能在没有干扰的环境下修炼，而且离“圆满”越来越近，等“圆满”后，能过上神仙一样的生活，而且能给老人和孩子更大的回报，而感到无比的欣慰。

　　到了2009年6月9日，正当我们幻想着即将“圆满”时，我丈夫的身体突然出现了问题。他患了头晕病，晚上很晚不能入睡，入睡后就是做梦，整天晕头转向，没精打采。我们俩以为这是“业力”太重造成的，是修炼上“层次”的正常情况，只要坚持修炼，“师父”就能为丈夫“消业”，达到净化身体提高“层次”的目的。我们俩不是去就医，而是利用一切时间加紧练功，并反复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妄图通过二人的力量加持功力，得到“师父”的“法身”保护。但事与愿违，不管我们俩怎么坚持练功，丈夫的病不但不减轻，反而越来越重，并于当月的25日丈夫在打工期间突然晕倒，从3米高的工作台上摔了下来，当场死于非命。

　　这一事实让我非常震惊，无法理解，我和丈夫这么信师信法、虔诚修炼，可是，“师父”却没能像他承诺的那样保护我的丈夫，最终害得丈夫落得如此的下场。我通过认真反思并求救社会志愿者的帮助，彻底认清了法轮功的欺骗性并同其决裂。